原创《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本文是一篇关于文化底蕴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台湾客家精神特征的形成,来自客家族群开山拓土的迁徙历史和悠久的文化记忆,又可追溯到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底蕴.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
[关键词]台湾客家文学；族群记忆；河洛之根；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55-06
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中一支独立的民系,由历史战乱中的中原汉族数度迁徙而形成客家族群.从辗转于闽赣粤等地区的客居,到飘洋渡海、开山拓土的迁徙,全世界约有一亿客家人,可谓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的民族根性和文化特质源于汉民族,它不是少数民族,只是身居异乡,客而家焉.对于客家人的界定,学界多从四个方面考察：一是从中原南迁的汉族人；二是会说客家话；三是有特殊的客家文化习俗；四是在南迁和开疆辟土的过程中,表现出勇于开拓进取的客家精神.而上述种种,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即客家根在中原.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源头与核心所在,其生命力和血脉传承源远流长,从中原出发、一路漂洋过海形成的台湾客家族群文化,同样无法不受到河洛文化的根源性影响.透过台湾客籍作家所创作的反映客家族群文化背景和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从中追寻到这种文化渊源的联系；它所维系和见证的,正是客家族群有关生命之源的祖根记忆,它“通过代际传承,从整体上维续了一个世代延绵的传统和记忆”[1]（p217）.
一、河洛之根：割不断的客家族群记忆
从早年飘洋过海、开发宝岛的客家移民,到今天拥有400多万人口、担当社会进步与繁荣中坚角色的客家族群,其生存打拼中所形成的客家文化特质更为凸显.台湾客家在漫长迁徙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记忆,有着披荆斩棘、开山拓土的“开荒牛”精神,有着大脚走天下、立身持家的客家女形象,还有客家族群特有的风俗习惯.但那种“通过代际传承,从整体上维续了一个世代延绵的传统和记忆”[1]（p217）,则是有关祖根的历史.身为客家,我们从哪里来?哪里是古老的原乡?寻根永远是心灵深处遥远的召唤,是魂牵梦萦的族群记忆.不仅客家,包括台湾的闽南人,常常以“来自唐山的河洛郎”自称,它所蕴含的,正是一种无法忘怀的寻根情结.
追根溯源,客家人“根在中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的研究表明,客家人从中原大规模南迁有五次,主要原因是由于历史上连绵不断的中原战乱.第一次南迁,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时期,引发中原人士南迁.第二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朝安史之乱,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南下迁入闽粤赣地区.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是在金元南侵时期.尤其是元军大举南下,南宋灭亡,造成中原士族与百姓的逃难与人口流动.第四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客家有节之士抵抗清兵,后为躲避兵灾和迫害大举迁移.第五次南迁是在清代后期.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山多地少加之人口繁衍,遂向沿海地区和台湾迁徙,甚至远走海外.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事实上,早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就以被称为“客家人宣言”《丰湖杂记》[2]（p50）一文,记载了客家人的源流、社会地位与族群特点：“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台湾的客家族群,多在康熙年间大量东渡入台.客家人讲的是属于中原语言的客家话,他们受到的是中原文化传统的熏陶,“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卖祖宗声”,成为客家人的家训和族群认同标志.清代著名的客籍诗人黄遵宪也留下客家人这样的祖根记忆：“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俭啬唐魏风,盖犹三代民.”[3]（p10）
中原大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核心文化又溯源到河洛文化.上古时代被认为“中国之中”的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皆在山东.”所谓河洛,泛指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流域.“以今天的地域概念,‘河洛’是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北迄邯郸以南,南接淮河之北,西达关中华阴,东至豫东平原,其主要区域,即今天的河南省全境,也即狭义的中原”[4]（p45）.河洛文化作为一种辐射力、整合性很强的根文化,历史学家朱绍侯对此有着高度概括：“河洛文化应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以及神秘而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图》《洛书》；应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大成的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制度；还应包括综合儒、道、法、兵、农、阴阳五行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与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教文化等等,以上各种文化的总合就是河洛文化.”[5]具体而言,河洛文化注重家庭制度,强调家齐而后治国；崇尚道德,重视德治,君子忧道不忧贫；强调以民为本,提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遵循中庸之道,秉持王道精神,提倡世界大同.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核心的、最有生命力和辐射力的源头文化.从地缘的角度看,中原南迁的客家人,正是以四海迁徙中对根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让河洛文化成为客家文化的底蕴.
作为族群代言人的客籍作家,当他提起笔来书写自己族群历史的时候,只要他是带着使命感和艺术良知,真实地面对客家人的生存史实；他就无法掠过客家文化传统背后巨大的民族文化母源,他就无法割舍走遍天涯海角、仍是炎黄子孙的生命血缘,他就无法忘却客家“根在中原”、心系乡土的传统依归.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中,就可看到那些迁徙台湾的客家拓荒者,常常称自己是“河洛郎”.《沧溟行》中的客家人,当他们面对日本殖民者入侵、被迫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时,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他们不知从哪一段岁月起就懂得了这个字眼——命运.他们从老远老远的祖先年代,从住在中原的时候起,就懂得了这个东西的.洪水来了,这是命；干旱来了,这是天意；蝗虫来了,是注定的；胡人入侵,也不例外.他们失败过,也被打倒过,然而他们从未被消灭过,因为他们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民族”[6]（p91）.李乔《寒夜》中,那些最初抗击入侵日军的唐景崧亲兵,就有许多高大健壮、武艺高强的被称作“河南勇”的士兵,来自河南、会说客家话,成为他们突出的特点.《梅村心曲》中生活在的铜锣乡郊后龙溪畔的老阿爸吴传仁,在后山种植许多梅树,后来索性将“芎蕉村”的村名改为“梅村”,“一方面表示我们不忘老祖宗所来的故乡——广东梅县等另一方面,是取自梅花不怕寒冷、不畏艰苦的特点,表示我们永远记住来台祖先开辟山林的辛苦,并且要多多发扬我们客家人朴实、坚强、爱国家的精神”[7]（p416）.作品写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时,被日本殖民统治洗脑、有着亲日倾向的儿子阿柱竟然冒出一种“”思想.父亲吴传仁当即气愤地斥责阿柱是“忘本”,他说：“我们客家人是从广东来的,福佬是从福建来的,跟中国内地人有什么不一样?”[7]（p346）事实上,很多客家人从来就自称身为“河洛人”,如一幅客家长联所云：“客系何来?本黄裔后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自晋初,战乱兵凶,衣冠南下,经唐灾,历宋劫,籍寄遐荒,筚路蓝缕创四业,溯渊源,千年称客实非客；家乡哪处?数远祖先贤,中原旧族,转徙粤闽,从宋末,居安业定,驻足梅州,复明播,继清迁,群分边郡,瓜瓞绵延遍五洲,同根抵,四海为家就是家.”[8]（p119）在台湾,无论是从广东来的客家人,还是500年前寻根在福建、1300年前寻根到河南固始的闽南人,其祖根多在中原,正如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卷二十三《风俗志》前言所云：“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台湾客家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中原即根”的文化记忆,正是基于古老的河洛文化渊源而产生的有关故土与族根意识的艺术呈现.
文化底蕴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为关于本文可作为文化底蕴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文化底蕴深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