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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鲍勃·迪伦在内迄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30位诗人中,瑞典诗人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inson,1904-1978）的名字显然并不在最响亮的梯队行列.甚至提到瑞典文学,我们首先想起的也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塞尔玛·拉格洛芙、阿丝特丽·林德格伦或去年刚刚离世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等人.正如瑞典本土学者乌尔夫·拉尔森（Ulf Larsson）博士所指出的,诺奖并未给马丁松带来很高的国际声望,虽然他和同年分获该奖的另一位同胞埃文德·雍松（Eyvind Johnson,1900-1976）堪称20世纪瑞典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但“在国外依然是相当地不为人知”.[1]2012年美国《今日世界文学》杂志上一篇针对马丁松诗歌英译本的书评写道：“悲哀的是,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诗歌只有很小一部分被译成英语,这无疑使他成为欧洲最不被人知晓的诺贝尔桂冠诗人之一.”[2]事实上,不仅如此,诺奖还给马丁松带来了别人未曾遭遇的痛苦和恶果.1974年获奖之前,他和雍松已是诺奖颁奖机构瑞典学院院士,二人获奖在瑞典国内引发轩然大波,招来许多批评.有的说这是监守自盗,狭隘的地方主义,因为此前瑞典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5人中已有4人是该学院院士（不过拉格洛芙是当选院士前获奖,而卡尔费尔特是在死后追授该奖）.有的说此二位虽然优秀,但国际威望还不够,“完全没有强烈的国际舆论支持他们”,颁奖给他们将使该奖失去威信,“也遭全世界的冷笑”,[3]因为同年竞争该奖的还有格雷厄姆·格林、索尔·贝娄和纳博科夫等人,这几位的影响力显然更大.有的评论家则感慨诺奖得主中瑞典作家占比过高,对其他国家不公平,建议改成五年制,以取消其“戏剧性”.有人则建议为维护诺奖信用,“应该定一个原则,那就是规定决不颁奖给学院自己的会员”.[4]可以看出,批评虽主要针对瑞典学院,但其中也夹杂着对获奖者的质疑,给他们造成极大心理压力,如马丁松自己所说,所有批评性的评论,使这次的得奖成为苦涩的.[5]从此,他几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两年后,雍松因病去世,又一年多后,原本就身体衰弱的马丁松郁积成疾,用一把剪刀切腹自杀.[6]瑞典学院院士悦然·马尔姆奎斯特（中文名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在追溯这段往事时说：“这一段遮蔽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哀歌痛彻心扉,成为瑞典人自己说不出口的一页.”[7]这次沉痛的教训使得瑞典学院决定不再颁奖给自己的院士,甚至在考虑本国候选人时也如履薄冰,时隔37年后,才把迟来的桂冠戴到特朗斯特罗姆头上.
时过境迁,当作为事件的历史已积满灰尘时,和璧隋珠般的文学著作自会闪出光芒.近些年,随着全球生态的恶化以及生态主义深入人心,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马丁松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拉尔森在分析马丁松受冷落的原因时曾指出,一个是语言的因素,诗人“对瑞典语言做了独特的处理,使用自创的不同寻常的结构和词汇,因而使他的作品很难译成别的语言”；另一个因素就是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前卫性不被时人所理解.他的作品“反映了二十世纪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社会不公和专制 ,战争和和平,商业文化和汽车文化,核武器和环境破坏”等.[8]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主义思潮兴起之前,诗人的自然主义倾向、敏锐的生态意识以及科学入诗的方式往往不能被一般读者深刻领会.马丁松是属于未来的诗人,瞩目于人类的前程,如学者罗塞尔（Sven.H.Rossel）所言,他的视野“比任何一个当代瑞典诗人都要开阔”.[9]因此,近几年“世界各国翻译马丁松的作品日渐增多”.[10]
在我国,对马丁松诗歌的翻译一直零零散散,四十多年里仅译有其短诗不过20多首,倒是台湾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套《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中译有马丁松120多首诗歌,涉及其大部分诗集.2012年,瑞典籍华裔作家万之先生翻译的马丁松代表长诗《阿尼阿拉号》（万之另译有马丁松自传体长篇小说《荨麻开花》和剧作《魏国三刀》）在大陆出版,算是弥补了一大空白.而研究方面基本上是阙如的,国内学者未曾写过一篇评论.
一、“我要细听月光”：马丁松的自然书写
马丁松的诗歌创作起步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终于70年代,生前出版有《鬼船》（1929）、《现代抒情诗集——词华集》（1931）、《流浪者》（1931）、《自然》（1934）、《贸易风》（1945）、《蝉》（1953）、《德由勒之草》（1958）、《车》（1960）、《草之山》（1973）等8部诗集和2部《诗选集》,以及一部长诗《阿尼阿拉号》（1956）.[11]纵观其一生,自然风物是马丁松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当他获奖时,这一点反而成了受人诟病之处,其“写作当中的自然主义被国内舆论激烈地评论为毫不注重社会的真实生活”,[12]而懂行的后人评价马丁松时最看重的恰恰是他的自然诗,如瑞典当代著名诗人、瑞典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就说,“马丁松精细的自然微缩画和他令人惊异的隐喻成为后来所有瑞典自然诗的出发点.在他的后继者中我们可以不出意外地看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身影”.[13]而拉尔森也认为“短小的自然诗是马丁松对瑞典文学的一大贡献”.[14]
大自然之所以成为马丁松的书写对象和情感投射场,和其个人经历及性格紧密相关.马丁松生于瑞典东南部布莱京厄省耶姆斯赫格教区,为家中独子,6岁丧父,7岁时和6个姐妹被渡洋赴美的母亲遗弃,由社区委托的一些农户抚养长大,14岁开始流浪,足迹遍及瑞典和挪威,16岁出海做远洋水手,在世界各地漂泊7年后,才因结核病回到瑞典.辛酸的童年经历养成马丁松敏感内向的性格,正如《荨麻开花》中的马丁一样,喜欢从严酷的现实逃到大自然或由阅读构筑的幻想世界,和人群和热闹的市井保持距离.即使后来,马丁松被公认为出身贫苦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也对政治没有热情,拒绝归属任何政治团体,当然,这并不影响他积极参和反 、反侵略的斗争,如1939年招募志愿者参和反抗苏联入侵芬兰.也许,诗人内心深处早已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永远的“流浪者”,正如另一瑞典籍华裔翻译家王晔说的,“对马丁松,我感受的是他即便逃往宇宙也无家可归的灵魂孤独”.[15]贯穿一生,大自然既是诗人的庇护所,也是他寻求平静的冥思之地,但“他的许多诗和其说是在描写自然风光,不如说是在传达一种情愫”,[16]大自然有时会成为那个不在场的母亲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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