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美国富小孩和穷小孩是如何成长》：本文关于美国富小孩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柯林顿港小镇坐落在美国俄亥俄州渥太华郡伊利湖畔,风景宜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口有六千五百人.1959年6月,当一百五十名中学生毕业的时候,有一千多人来到位于小镇中心的柯林顿港中学参加孩子们的毕业仪式,这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中学记忆中的一个温馨时刻,并被他生动地记录在《阶级世代：穷小孩与富小孩的机会不平等》（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书的开头.普特南的中学同学有将近一半上了大学,而且在取得大学学位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甚至有三分之一是家族里第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是一个有希望的年代,学校教育也是名副其实的实现阶层跃迁的通道.但是紧接着,普特南话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揭露美国社会阶级分化所造成的巨大鸿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柯林頓港无论在经济景气程度、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学校与社区关系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阶级分化的结果,阶级因素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1970年*始,愈来愈多的美国儿童无论种族与性别,被挡在“美国梦”之外.在普特南看来,性别与种族的偏见在美国仍旧很严重,但是这些因素对于成功的干扰明显减轻了许多,而出身的阶级属性对成功的影响更为强大,美国各地的阶级不平等都在加剧,年轻人之间以阶级为主的机会差距正逐步拉大.以致于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于下一代向上流动已逐渐弥漫一种悲观的看法.“金字塔上下两端的居民增加,而中产阶级减少”,“繁华的表象之下却开启了一道更深的社会裂缝”,以奥勒冈州本德镇为例,低收入与高收入的比例已从七比一增加到接近二十四比一.
普特南在《阶级世代》一书中延续了社会学家梅西（Douglas Massey）的做法,用教育这个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来检视美国社会阶级的演变状况.此处的“教育”是一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内涵,即包括影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从个人成长的空间延展来看,至少包括家庭结构、教养方式、社区因素,正规学校教育、宗教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网络的影响.在《阶级世代》中,普特南将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分为三个层次：位于社会前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的群体,位于社会底部的三分之一是中学以下的群体,以及社会中间的三分之一是上了大学但未毕业的群体.上层阶级的家庭中,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大学毕业,下层阶级家庭中父母最多只是中学毕业.随后,普特南运用民族志对比的手法,详细描述了美国中上阶层家庭与底层家庭在家庭结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以及社区生活四个方面的巨大差别.
奥勒冈州德舒特郡本德小镇的人口在过去几十年增加了几倍,由于经济分化所带来的居住隔离已经非常明显,贫穷人家集中在小镇东边,有钱人家居住在小镇西边的山上.让普特南感到悲凉的是,大多数上层阶级居民却看不见在繁荣景象中未曾消失的贫穷.由于居住、学校教育、家庭教养等方面差异,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容易接触到自身阶层之外的人群,人们也更容易看到一个个正在复制自身结构的封闭群体.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从那时开始,美国社会出现了两种与阶级高度相关的新的家庭形态.第一种是受过大学教育、美国社会前三分之一的人之间出现的新传统稳定型（neo-traditional stability）的婚姻形态,这种家庭形态在许多方面都与五十年代的家庭类似,只是现在的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会等到工作稳定之后才结婚生子,在家庭分工上也更平等.与此相反,那些只受过中学教育、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开始出现一种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形态,家庭关系不稳定,抚养小孩与婚姻逐渐脱钩,性伴侣关系维持的时间也比较短暂,两个大人组成的家庭常常夹带着继父母或继兄弟姐妹的关系.在普特南看来,在离婚或再婚家庭中成长的小孩之所以面临特殊的挑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家庭资源原本已经很有限了,但还必须分配给几个家庭,而且家庭成员之间也缺少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在普特南的描述中,安德鲁一家是前者的代表,凯拉一家则是后者的代表.一个幸福、团结、充满希望的上层家庭与一个混乱、不稳定、看不到未来的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儿童和青少年教养方式的阶级差异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影响深远.普特南注意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家庭教养观念的变迁.在此后,主流的观念是放任式的教养,这种观念认为,父母应该让小孩按照自己的步调发展.而八十年代之后,美国教养哲学逐步转移到“紧迫盯人式”（intensive parenting）的教养.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研究发现和普及的结果.当然,在此过程中,上层家庭父母理解和运用新的科学知识的速度和效率要远高于中下阶层.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结论,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实际上正在使阶级差异不断扩大.普特南在引用教育社会学家拉鲁（Annette Lareau）概括的中产阶级家庭“规划栽培”与下层阶级“自然成长”的养育观念之后指出,如今,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希望孩子成为独立、自主、自尊心强、有能力做好选择的人,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则把养育的重点放在纪律与服从,以及遵守事先建立的规则上面.中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的教养方式是积极教养与消极教养的差别,也是推动策略（promotive strategy）与防止策略（preventive strategies）的区别.从事专业工作的父母每年对孩子说的鼓励的话,远远高于社会弱势家庭和工人阶级的父母,对孩子说劝阻的话也低于弱势家庭和工人阶级的父母.普特南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解释道,“严格的纪律并不只是‘工人阶级文化’所带来的现象,也不只是父母压力所引发的结果,而是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合理的因应之道”.普特南借用匮乏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贫穷父母缺乏技巧、爱心、耐心和包容力的原因,将之归结为父母的心思运作负荷太大、太重.经济拮据的父母对待子女非常严厉,也缺乏耐心,他们会把在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传导给孩子,从而给孩子造成强大的负面影响.这种结构—功能式的分析,实际上也揭露出底层人家突破阶级枷锁时的困顿与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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