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冯友兰对阮籍的历史演变与学术贡献》：本论文可用于冯友兰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冯友兰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魏晋时期,政权纷争,社会动荡不安.阮籍的行事风格、思想理论、诗文创作也受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有关这一时期阮籍的研究历来侧重其诗文创作或性格形象.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阮籍的评价是“阮、嵇齐名,论文阮似忝窃,当以诗挈长补短也”,道出了当时学术界对于阮籍的研究倾向.近年来,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畅庄学之风的阮籍对于玄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阮籍的著述在高压政治的桎梏之中仍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与启发性,其在整个魏晋玄学体系以及对玄学思想的影响都极为深远.作为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学者之一,早在1927年,冯友兰便对魏晋玄学中阮籍思想之研究有所关注.阮籍的哲学思想不仅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缩影,也是魏晋玄学体系的开端.而在对阮籍思想进行解构的时候,冯友兰所使用的方法论则更为精进,也更专注于对阮籍思想中庄学的研究,尤为关注《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两篇散文.
一、冯友兰对阮籍诠释的历史演变
（一）早期：“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初步结合
冯友兰对于阮籍思想的诠释最早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中,他为证明“道家之学既盛,人之行事,亦多以放达不守礼教为高”,以“其行事皆一时风尚之代表”之一的阮籍为例.接着他又引用阮籍的《达庄论》来对比《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意,细化出“共相与殊相”和“整体与个体”哲学内涵.其中冯友兰认为阮籍的“所谓‘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名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与庄学不同,但未细说有何处不同.前者仅是利用阮籍的形象说明自己的见解,而后者则体现了他所提出的“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神秘主义——也就是讲形上学所不能讲.这里面没有说明庄子或阮籍的宇宙观具体是什么,而是通过两者的比较,用阮籍的宇宙观来讲庄子宇宙观的不可讲.遗憾的是,《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并不是“正的方法”的用武之地,属于“正的方法”的“战场”是.在这本书中,冯友兰引用《世说新语·任诞》中阮籍爱好饮酒的习性来讲玄学家们的放荡不羁（任从冲动而生活）的行事风格.又引《世说新语》中阮籍的两例事迹来说明晋代新道家的“风流”的精神特征——欣赏异性的纯粹之美,这反映了晋代新道家追求自然且反对名教的思想特征,其中阮籍在这两件事情中分别充当了欣赏者与被欣赏者的身份.在这其中虽然没有直接体现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但放大了来看阮籍被诠释的内容正是逻辑分析中所需要的“经验”与“实际”,是为了说明某一理论或为了构建某一体系的“干货”.因此,“正的方法”在这两部作品虽都有体现,但较之前者《简史》更为突出.
（二）后期：新理学体系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结合
冯友兰集大成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展现了冯友兰对魏晋玄学的诠释的重视,尤其是竹林玄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阮籍与嵇康,专开一章介绍二人.如同前作,冯友兰仍运用了许多阮籍之“行”来阐释许多表面之事,如他引《世说新语》中对阮籍的评价（竹林七贤）以及其事迹来显示魏晋玄学反“名教”崇“自然”这一方面的特征,也表明了魏晋士人“放”的性格特质.但更多的则是对阮籍哲学思想本身的诠释.
首先,作为阮籍哲学思想的论述主要依据的是《大人先生传》,冯友兰将该作品分为五段进行论述,每一段阐述一种思想.第一段批判和讥笑当时的礼法的条条框框以及那些奉行礼法的“士君子”.第二段批判当时的政治.第三段托隐士的话表达隐士的思想.第四段托樵夫的话表达齐生死的思想.第五段阐述他所认为的最高精神境界.冯友兰认为阮籍所述的这五种玄学家们所特有的思想约略有一个逻辑的次序,而其所指向的玄学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发展路线也约略有一个历史的次序.这两个次序的统一,便是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历史与思想的统一.冯友兰将《大人先生传》分为两部分.首先是人與社会的关系,主要通过前三段来阐述,这一部分提出了玄学家与士族、玄学家与隐士的不同,以及形成这些不同之处的社会历史因素.后两段所谈则是人生境界,第四段以说理的方式讲人生境界,而第五部分则以屈原《远游》的形式来阐释人生最高的境界——与无外的宇宙一样广阔,与无穷的时间同样长久.接着,冯友兰对阮籍著述中的宇宙观进行阐释.最后,冯友兰围绕“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对阮籍的哲学思想展开相关的论述.
其次,冯友兰以阐述阮籍对宇宙生成程序的描述以及其特点为开端,认为阮籍将宇宙产生的程序或者说逻辑关系定义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并说明天地与自然、宇宙同名,万物为其内容,无外为其属性.其特点是不讲“无外”而讲“天地”的.其次,又提炼出阮籍哲学思想中的方法论,即殊相与共相、整体与个体的关系.“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来表明殊相与共相的关系；接着用人的器官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冯友兰“接着”阮籍的论证来“说”,运用了孔丘“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的六经分处之教与庄子“大而临之则致极外”的致意之辞来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论证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举《春秋》的元与《老子》的道之例,既说明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说明了老庄与孔子哲学思想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同出一源、互相补充的,这又从侧面证明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最后,冯友兰又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阮籍哲学也是魏晋玄学的主题“有”与“无”进行解释.“有”的内涵外延,是决定贵无论以及崇有论的根本,即前者以类为观察的视角,后者以集体为观察的视角.而郭象、向秀是阮、嵇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因此可以看出阮籍的宇宙观是属于崇有论的.
对人生境界的诠释是魏晋玄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冯友兰对于阮籍的人生境界观也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他认为阮籍将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进行了“达”与“作达”划分.但这一章不是讲阮籍自己的哲学思想,而是照着阮籍所说的人生境界“接着说”,运用玄学家的事例来说明“达”与“作达”的观点.
二、冯友兰对阮籍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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