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被压迫知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话语景观》：这篇知识分子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
考察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呈现,是全面深入开展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维度.论文以陶希圣为例,分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阶级和启蒙等场域的互动和交融.在这场民族救亡中,知识分子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走向注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包裹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被权力挤压和形塑,造成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重提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对平衡社会发展十分必要.
关键词：知识；知识分子；陶希圣；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4015605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充当了“卡里斯马”的角色.他们以“神圣的天赋”操演、划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在民族危难之时,以其学识、价值和社会责任作用于社会.韦伯采用这个概念描述“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1].知识分子以一种超凡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成为中国社会前进、国人觉醒的引领者和启蒙者.
一、委以重任的知识分子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不论是在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积极参和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笔为戈投入这场战争,其中爱国主义是最强烈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国民党政权还是 政权,皆以唤醒大众、抗日图存为主要诉求.但是,知识分子分别要担负所在党派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实践.所以说,知识分子是委以重任的群体,他们在国家、党派（阶级）、个人等话语中充满了规训、权力和启迪.这不仅从 对丁玲这位“昔日文小姐”的欢迎和赞赏,对萧军傲慢自大姿态的容忍,从何其芳、田间、艾青等人对解放区的向往；也可以从 对郭沫若不但解除通缉令,而且委以重任,对悬崖勒马的陶希圣捐弃前嫌,赏识有加可以看出,这些都可以窥见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嫌隙,直到最后的共谋.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委以重任的群体,缘于他们是知识的拥有者、生产者群体.任何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对一种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和贮存.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社会和认识、政权和科学互相分离的各自孤立的形式,而只有权力/知识的基本形式.知识成为构成权力最基本的文化权力关系.
笔者选择陶希圣为个案分析,一方面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抗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另一方面,陶希圣作为文艺政策的权威阐释者,曾引起了国民党政权和 政权之间的文艺论争.以此,通过陶希圣分析国民党、 抗战文艺政策,国民政府、边区政府是如何通过它来启发和规训战时文艺家、限定文学论争的政治立场、争夺和把控报刊杂志等舆论阵地,构建阶级话语,同时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定位、话语生成,以及由于各种权力的挤压造成的知识分子异化,并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和抗战时期的知识话语景观.
二、施魅的知识：游离于权力的知识分子
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深陷于民族救亡的时代漩涡,另一方面受到各方面权力的牵制或排斥.在这样一种时代境遇中,知识分子很难完全躲在书斋著书立说,不约而同地走向社会,为民族存亡而奔走呼号,从而引起角色的转变.就像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划分：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员；第二类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tic intellectuals）,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和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2].在抗日文艺政策的生产过程中,我们能清晰发现知识分子如何成为文学创作的官方组织者,主动参和社会,成为制度性的知识分子,完成从传统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
陶希圣便是知识分子和权力共谋的一个绝佳例子.他对权力的迎合,以及权力对他的施魅,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形容的：“见冯言战,见汪言和,见蒋和战皆言；对国骂共,对共骂国,对日国共都骂.”[3]陶希圣既是重要的文化官员,又是著名学者；既是教授,又是党报主笔,深度参和了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几十年文艺政策的生产、传播和实践.在他投入政治之前,陶希圣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多次持久热烈的争鸣,在知识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牯岭茶话会”后,这位曾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食货学派”创立者,对中国家族制度有过深入研究并编辑出版过《中国政治思想史》,和郭沫若并称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之一,从大学者、名教授（先后执教于南京 大学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滑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4].
陶希圣因为专业知识的影响力卷入权力圈层,实现知识和权力的对接.福柯在《规训和惩罚》一书中强调：“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等‘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5]知识和权力的共谋,既是权力的运作方式,也是知识的创立规则.
陶希圣第一次见汪精卫是在1927年,并于1928年前后和其建立较亲密关系.直到“小西安事变”（即“高陶事件”）之前,他一直周旋于汪、蒋之间,虽汪蒋均十分赏识他,但他主要倾向于“拥汪”,还一度出任汪伪政权中常委兼 党部宣传部长.1937年秋,针对 以统一战线为指归的文艺方略,陶希圣、周佛海向汪精卫、 建议,在原“低调俱乐部”基础上搞一个反共媚日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以“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 的笼罩”,“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该会于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实质是“国民党文化宣传上的一个别动队”,“以民间学术团体名义,执行国民党宣传部的任务”,由国民党政府军需署支付每月5万元的活动经费,所以有资本常以支付稿费的名义笼络文化人.陶希圣任该会副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受到 的“面命”和汪精卫的“指导”[6].创办刊物、出版书籍也是他介入政治的主要方式.陶希圣参和编辑艺文丛书和《政论》、《民意》、《游击战》、《观察》、《前卫》等刊物,还亲自撰写了《宗教和科学》（《民意》创刊号）、《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和精神》等文,倡导所谓的“科学战争”,批驳 和 党派的进步主张.
知识分子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被压迫知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话语景观为适合知识分子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知识分子》杂志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