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柏孜克里克千佛洞31号窟壁画概述（下）》：关于免费柏孜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柏孜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编者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31号洞窟壁画内容极为丰富,虽然经过宗教的冲突、外国探险家的切割、的破坏,但是从剩余的壁画内容仍然可以窥见诸多历史信息.本刊第6期详细介绍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31号窟顶部、南侧正壁、东侧墙壁、西侧墙壁、中部佛坛壁画内容.本期将结合洞窟现状和绘画技法,分析其历史时代,进而探讨其艺术来源.
三、年代分析
31号窟是隋唐时期开凿,回鹘高昌国时代绘画的.
柳洪亮先生曾经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根据C14测定做到出结论,31号窟最早开凿于公元7世纪隋唐时代.吐鲁番地区的佛教文化在隋唐时代已经非常繁荣.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本名“崇福寺”,因为在寺庙北面3公里有一宁戎城,故改名为宁戎寺.如今的宁戎城名为乌江布拉克故城,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上记录的为“乌江布拉克古城位于木头沟东侧（北侧）的高地”.《西州图经》记载：“宁戎穿寺一所,右在前庭（高昌）县界山北廿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王畏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胧.”《唐西州高昌县退田簿》载：“城北廿五里宁戎谷低苦具谷.”这是关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较早的文字记载,可见唐代这里草木繁盛、商旅众多、地势险要.
另外,此处也是高昌城去往火焰山以北的重要通道.吐鲁番地处盆地,北边为博格达山,南部为库鲁克塔格沙漠,只有东西的道路可以畅通,位置险要.在此开凿洞窟适应来往部队、客商和平民的需要.可为过往商旅提供礼佛场所,所以当地的佛教也更为发达.但是壁画中所绘的供养人衣着服饰、面部特征等内容均为回鹘高昌国时期的典型绘画方式,说明在隋唐时期开凿了洞窟时并未进行绘画,直到回鹘高昌时期才开始绘画；或者是在原先的壁画上重绘的.所绘壁画以佛本行集经和大涅槃经为主.在原31号窟塔下方绘有回鹘王供养人像,周围有绿色门框,框内两侧各有一个红色帷帐,帷帐中间为回鹘供养人,长相略胖,头戴桃心形冠饰,用绶带系于下颌.长发及腰,络腮胡须,双眼迷离,鼻梁高耸,嘴巴窄小,上唇八字髭.耳朵上有圆形耳坠,身穿红色圆领长袍,上有圆形花纹,双手持一朵莲花,右手在下方呈握拳状,左手在上方呈轻抚状（见图13）.右下方写“此为勇猛之狮统治全国的九姓之主全民苍鹰侯回鹘特勤之象”.由此也可判断壁画绘画的时间为回鹘高昌王国时期,时间约11世纪至12世纪.
由于吐鲁番地区佛教在这个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十分鲜明,创造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辉煌时期.
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佛教变化明显,几百年间人民思想不断在适应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发展状况与其他地区的佛教发展规律不同,吐鲁番地区的佛教有自身的发展特色.不仅有大乘佛教的因素,也有小乘佛教的影响,甚至融入了隋唐时期摩尼教的内容,所以绘画内容多为涅槃、荣辱的思想.其特点突出的主要原因本人拙见主要有三个：
1.佛教极为兴盛,吐峪沟胜金口等早期洞窟的丰富,是形成这里佛教文化氛围的条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兴盛的回鹘佛教自主性逐渐加强,在后期力求突出,所以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2.柏孜克里克地区距离北部宁戎（乌江布拉克）古城仅3公里,此处古代为交通要道,来往客商较多,也融入了诸如摩尼教、基督教、道教等文化.所以在这里开凿洞窟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需要.31号窟开凿于7～8世纪,正是波斯萨珊帝国瓦解时期,众多波斯人东迁带来了中亚的文化.洞窟中纵券顶的建筑结构、形制不见于印度,而在拜占庭及萨珊王朝的宫殿中却可以经常看到.据说此结构源于巴比伦,他们将券拱顶结构运用于宫殿和寺庙.但是此洞内并未发现7～8世纪的壁画,可以认为早期31号窟内并未有壁画存在,而作为禅窟来使用；或者并未来做到及绘画,国家发生变故；或此窟本不是佛教洞窟,而是无偶像崇拜像摩尼教一样的洞窟.
3.由于新疆周边各地区的佛教均被伊斯兰教占领,众多佛教徒纷纷迁移,高昌地区为新疆地区佛教兴盛的地方,其余地方的佛教教徒纷纷迁移至此,接受了各地的佛教文化,使佛教进一步发展.洞窟中很多表现涅槃经变内容,可能由于国家战事需要,让民众无畏死亡.佛教重新走向艰苦修行的道路,当地佛教更加兴盛,佛教徒遵循自修苦行观点.所以这个时期的佛教内容以《佛本集行经》为主.
回鹘高昌国时代的特点比以往任何的时期特点都要鲜明,如铁线描的绘画以及善于大量运用红色.各种其他宗教元素的进入,丰富了佛教的内容.绘画在这个时期的大量兴盛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宗教的统治地位,大力宣扬佛教,使做到当时壁画盛行.
2.由于其他地区佛教被伊斯兰教代替,使做到各处的佛教徒（如龟兹、于阗）云集高昌,让这里的宗教氛围更加浓厚.
3.本地区相对安宁,人民生活富足,佛事活动频繁.本地统治者采取臣服于强权的政策,维护了本地数百年安宁.在11～12世纪的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有关吐鲁番地区的详尽资料,却留下了数个形状相近、风格鲜明的洞窟壁画.
四、艺术来源探析
绘画是传播佛教的重要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形势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人民并不都能读懂佛经,所以绘画变成了传播佛教最直观、最快捷的方式,体现了艺术的认识功能.
新疆地区的佛教曾非常兴盛,各个地区的佛教在相互的交流中难免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并且其他宗教也在不断传播.在洞窟中的佛像表现方式十分具体真实,有浓郁的西方风格,这种风格也来源于犍陀罗.福契尔曾指出,犍陀罗的风格为直鼻深目、脸型椭圆、波状的头发紧凑的衣褶都是出自于希腊风格.但是身披僧衣、两耳垂肩、发结肉髻、眉间白毫、眼神洞察世界、慈悲的神情完全不同于希腊. 31号窟的壁画中的佛像体态婀娜,绘画技法明显具有体积感,这种方式来源于希腊,或许是本地区回鹘特色的犍陀罗风格.
在佛像中也可以体现较多中亚地带的文化和宗教风格.佛教传入高昌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同当地的政治经济的碰撞中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回鹘高昌国时代的回鹘贵族曾信仰摩尼教,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摩尼教不能够适应统治需求,回鹘人逐渐由摩尼教改信佛教.如敦煌文献S.6651记载：“门徒弟子言：归依佛者,皈依何佛?且不是磨（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等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如东侧壁画佛像背光中,有几处并排的折线纹,还有的水滴纹（树叶纹）.在中国的绘画装饰中,在中国传统的佛教中,折线纹和水滴纹是不多见的,但是在中亚地区类似的装饰纹样非常常见.有的背后是火焰纹,在38号窟摩尼教壁画中,可以看到二方连续火焰宝珠纹,在31号窟的壁画中也可以见到.由此可见,这里的石窟也受到了来自中亚地区的影响,可能是一些宗教文化的影响,或者是艺术风格的影响.有的佛像背光中有波状光线,与摩尼教大光明佛壁画非常相似.
柏孜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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