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元代蒙古族孝亲思想》：本论文为您写蒙古族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 本文梳理了元代蒙古人“孝亲”思想渊源；概述了元代统治者以孝治国的举措；列举了元代蒙古贵族巩固孝治的法律保障,以及元代统治者从制度上禁止 “愚孝”的措施等,初步展示了元代的孝亲思想.
【关键词】 元代；蒙古族；孝亲思想
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规范——“孝亲敬老”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历史上,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在大批儒士的推动下,元朝统治者将“孝亲敬老”的*思想与 “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主张相结合,确立了元王朝的孝治模式,建立了有元一代“孝亲敬老”的*文化.
一、蒙古族传统的“孝亲敬老”思想渊源
古代蒙古人对祖先的祭祀格外隆重.史载,“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1]缅怀祖先的祭祀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就表现为对在世长者的敬、顺、养等.成吉思汗曾言“凡是一个民族,子不尊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重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等”他严厉告诫臣民：“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幼者,幼者不受长者约束等家则丧,国则亡,临敌则遇殃我”. [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特别重视蒙古族孝亲敬老观念中“敬”的传统,将此提到了关系民族存亡的高度.“秘史中对于若干老人常加‘额不干’一字,以示敬重之意等甚至还有的地方,称他们为‘额赤格’——父,‘额客’——母,显示对老人的尊重.”[3]
蒙古民族为了血缘关系的强化和部落力量的强大,其“孝亲”成分在情感方面胜过理论与礼仪.成吉思汗非常孝敬自己的母亲,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受“通天巫”阔阔出的误导欲置胞弟合撒尔于死地,他们的母亲及时赶到怒斥了成吉思汗,避免了兄弟之间的这场误会：“见母至,成吉思汗大骇,惧母矣等母怒不可遏,盘腿而坐,出其两乳,掂于双膝上曰：见之否,汝等所哺之乳在此,此等龇吼驰逐自嗜胞衣者每,合撒儿何为之耶?”受到责备的成吉思汗“惧则惧矣,羞则羞矣,吾其退乎！” [4]在他的心目中母亲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孝敬母亲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他被推为全蒙古的大汗时,给他母亲的分封也最多.
成吉思汗重视“孝道”,崇敬先祖,他不仅亲身践行孝道,也对孝养亲人的部众给予奖励.他对孝、忠、信、义等道德观念的整合,使孝敬父母、尊崇祖辈与忠于大汗统一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巩固统治的*道德体系,既笼络了人心、规范了社会道德,安定了社会秩序,也聚集了大批的忠孝勇士,团结了广泛的社会力量,为完成蒙古草原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二、元代蒙古贵族的孝治措施
元代蒙古贵族将他们在原始游牧经济条件下的忠、信等美德,与孝相结合,形成了有元一代的孝治措施.建元伊始,精通蒙古游牧文明又对中原农业文明谙熟的忽必烈大汗,跳出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遵循“国俗”推行“汉法”,仅从制度层面推行“汉法”措施,更在思想文化层面实施“以儒治国”,突显孝治措施.
元朝“孝治”在国家层面上表现在诸皇帝的谥号、尊号及即位诏书上.元朝皇帝的尊号或者谥号中多有“孝”字.如世祖忽必烈的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成宗的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武宗海山的尊号为“统天继圣钦文英武大章孝皇帝”,谥号为“仁惠宣孝皇帝”.史载忽必烈“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忽必烈从小受到蒙古族传统*道德的影响,对自己的母亲十分敬重,推行汉法时,他接受了“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这一尊号.谥号为“昭圣衍孝皇帝”的元顺帝则将孝写在继位诏书中：“朕惟帝王之道,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朕早历多难,入绍大统,仰思祖宗付托之重,战棘惕励,于兹八年等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玉册、玉宝,追上皇考曰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被服衮晃,裸于太室,式展孝诚”.[1]其推行孝道、追念先祖之情溢于言表.
元代蒙古贵族为了推行儒治,蒙译了许多重要的儒家典籍.《孝经》即为其一.并且把《孝经》列为国子学的首要学习教材[1],不仅体现了蒙古统治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接纳,更体现了对孝道教育的重视.元朝官员的选拔,“孝”行为其重要一环.如果有“孝子顺孙堪从政者,量才任之”,“孝”成为元朝选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元代统治者也对以孝著称的家庭给予旌表.据史料记载,元代浙江浦阳聚居六世的郑氏家族族长郑大和“严而有恩,虽家庭之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斑白者犹鞭之.每遇岁时,大和坐堂上,群从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亭下,以次进,拜跪奉厢.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移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者.见者唶唶嗟叹,谓有三代遗风.名闻天下,自大丞相及台院名公卿,多赋诗美其行.部使者行县,以其孝友一郡,或奠之先,复书,‘浙东第一家’,以褒宠之.”[5]族长格守“冠婚丧礼,必稽古乃行”的儒家传统,在元武宗时得到下诏旌表的奖励,元顺帝时又获得朝廷免除其赋税的特殊待遇.“至顺元年七月,冠州郁世复、大都赵祥及弟英,以孝行旌其门”；“九月,淳州龙溪县陈必达以孝行,并旌其门”；“三年二月己未,旌宁夏路赵那海孝行”；“秋七月甲申,旌裕州民李庭瑞孝行”[1].
丁忧是道德和法制层面的传统守丧制度,也是彰显孝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忽必烈等蒙古贵族在“国俗”与“汉法”的双重政治背景下,对丁忧制度的接纳和适应显得尤为缓慢,但总体上还是进步的.至元二十七年“祖父母、父母丧并迁葬者,许给假限.其限内俸钞,听合支给,违例不至,停俸定罪.”大德二年时“凡值丧,除蒙古、色目人各从本俗外,管军官并朝廷职不可旷者,不拘此例.” 大德八年时皇帝诏书称：“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天历元年十二月戊午,诏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如旧制.元统二年辛巳,“诏蒙古、色目人行父母丧”[1].后来又要求“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陵祭,三年然后还”[1],至此,元代丁忧制度基本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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