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白先勇的上海书写》：关于免费白先勇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白先勇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由口头传统研究发轫的套语理论在20世纪初被提出时,仅被运用于西方史诗传统的研究中,而后被衍伸扩大到《诗经》与“桃花源”的研究；套语理论亦可从研究口头传统,延伸至作家书写地方文化,体现地方氛围的范畴之中.白先勇写作时凭借其上海经验,联系预设读者群的文化记忆,在进行书写时运用诸多套语,以达到“文化招魂”的目的.
关键词：套语理论；白先勇；上海；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7）03-0131-05
对白先勇先生作品的分析,两岸都有相当多的论述,有人认为他对于城市的记录补充了五六十年代缺失了的城市书写.白先生把上海作为他写作的一个背景,尤其在《台北人》中叙写上海迁台的外省人尤其多,这也构成了他对于上海的书写方式.本文主要运用套语理论来分析白先勇的上海书写,认为作家写作时通过套语结构唤醒预设读者的集体记忆,从而达到“文化招魂”的目的.
一、“套语理论”概述
（一）“帕里——洛德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套语结构”理论可参考对于口头传统的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学者们,尤其是德语和斯拉夫语属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已经做出了极大贡献.1925年,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在研究《荷马史诗》文本时,提出古希腊歌手的表演是利用一种预制的诗歌语言,从而使史诗传统得以延续.30年代中期,帕里和他的合作者艾伯特·洛德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亲历了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师徒二人共同创立“帕里——洛德理论”（即“套语理论”或“口头程式理论”）,提出了新的口头诗歌研究方法.[1]1986年,密苏里大学的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John Miles Foley）创办了Oral Tradition杂志,使得口头传统在文学、历史、民俗等人文研究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一门显学,他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一书相当完整地梳理了“套语理论”研究的脉络.
台湾学者兼文学家杨牧（原名王靖献）在《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創作方式》中将“帕
里——洛德理论”运用入中国诗歌传统中,“重建《诗经》与其音乐形态之间的关系,以感知其真正的美感”[2].台湾政治大学的郑文惠教授在她的《文学与图像的文化美学》一书中,衍伸了“帕
里——洛德理论”,将口述的“常备的片语”运用至艺人与文人创作中,处理汉代画像石和《桃花源记并诗》体现的乐园论述问题,她对各种文本中的套语结构,做出了定义：文本中的套语结构,通常是指重复出现的事件或描述性的片段,且具一个基本内容和情调,是共同体熟悉的记忆单元,可有效引发共鸣.[3]
以上是通过口头诗学梳理的套语（cliché或程式formula）理论的发轫与发展过程,而如果单从“套语”这个概念来看,光是对它的译介就有多种,故各家对其历史脉络的梳理也都各有不同.对于书面体系下的“套语”概念之发展,2003年在《套语（doxa）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文学解读》里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文章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即已对endoxa（古希腊语,为套语doxa之词源）做了深刻讨论,P.van Moos认为亚氏强调了套语的社会性,后来此词多用于西方的修辞学之中,由罗兰·巴特为其增添了意识形态色彩.[4]而在孟华对于“套话”的论述中,其西文词源为stereotype,认为集体描述广泛地存在在社群的潜意识中,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亦提到法国的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认为套话是研究形象最基本和有效的部分.[5]
（二）“共同体”的叙述与认同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对此理论的发展远超过探讨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创作动机,而是运用到社群集体的诸多方面中去.安德森认为语言文字（印刷语言和地方命名等）在共同体被想象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6]1984年,约翰·汤姆逊发展了想象体系的理论,认为其是由叙述、分析、道德与技术判断等因素合成.[7]90年代,霍米·巴巴延伸了安德森关于共同体语言文字的论述,认为在流离的人群中,迷思、想象和经验便成为异常重要的建立历史事实的基础.[8]
发展出“共同体”理论的学者,很多具有迁徙经验,故对迁移人群的自我认同问题具有相当深切的体会,此类社群的集体记忆在构造他们的身份时起着重要作用.集体记忆理论开创者为涂尔干的学生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他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9]柯塞在对阿伯瓦克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汇总后认为,记忆需要从集体性资源中不断补给养分,此即书写记录、庆典节日与纪念仪式的目的所在.[10]王明珂认为,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常以各种记忆（尤其是与“共同起源”有关的）来凝聚人群.[11]王汎森举出明清和近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章太炎的汉学考据与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例子来佐证集体记忆对于历史的重要性.[12]
在相对宏观的范围中说来,大抵套语结构是想象的共同体构筑时的一种文学表现：艺术家在创作时,预设一批共处于类似的意识域[13]之中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记忆单元中存在着人们普遍认同的东西；艺术家通过操作媒介（文字、画面或其他）,书写能够引起反馈的内容,刺激、召唤隐含读者的文化记忆,完成一种意识的形态,即最后引发之共鸣.
二、外省移民之上海记忆
伊丽莎白·弗洛恩德在《读者反应理论批评》一书中谈到：“没有任何艺术作品和解释者能够脱离历史、社会或任何其他表意系统而存在.”[14]这就是说,文艺作品的创作要依凭一定的社会历史、空间时间的范畴.白先勇的写作,尤其是他1963年赴美进入爱荷华大学后进行的创作活动,很多都带有一种“文化乡愁”,这个时期亦是他写作的成熟期,奠定了其在华文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显著地表现在《纽约客》中描写赴美华人的生存境况和《台北人》中书写迁台之外省人的生活景象,而白先勇之“文化乡愁”也由家、国向整个文化传统延伸.[15]
白先勇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为关于白先勇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白先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