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荫桓和甲午中日战争谈判探微》：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张荫桓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张荫桓是近代著名外交家.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议和谈判中,张荫桓积极参与议和方针的策划,并被选派为议和大臣到日本谈判,日本方面以中国议和使臣“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文章从中日两方面剖析张荫桓赴日谈判被拒的原因.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协助李鸿章对日议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张荫桓；甲午中日战争；议和；李鸿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148-06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晚清著名外交家.张荫桓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在总理衙门任职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1](464)本文拟对张荫桓在甲午战争过程中以及之后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细致分析,揭示张荫桓与甲午中日战争的关键.
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议和活动中,从开始的议和方针的策划到被派往日本作为议和大臣,再到谈判被拒回后国继续协助李鸿章议和,张荫桓一直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参与议和方针的策划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二日（1894年11月9日）,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奉旨前往天津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商量议和问题.经过磋商以后,张荫桓在天津致电督办军务处：“闻敌有不愿局外居间之语,各国心志亦未齐.津（按：李鸿章）拟遣谍迳达伊藤,较联横说合为捷,仍与署办并行不悖.惟敌欲太奢,未易凑泊.巴兰德前议宜速行以助力.”[2](204)即李鸿章认为一方面不拒绝列强的调停,另一方面派员与伊藤博文进行联络.李鸿章于同日致恭亲王的信函中说道：“六七月间,曾闻日人之意非不愿款,但欲中国自与商办,而不愿西人干预.目下彼方志得气盈,若遽由我特派大员往商,转虑为彼轻视.鸿章与樵野等再三斟酌,惟有拣择洋员之忠实可信者,既易得彼中情伪,又无形迹之疑.”[3](201)很显然,这次派出德璀琳是经过李鸿章与张荫桓的商量,具有明显的试验性,想通过这次议和之行探听出日本到底要提出怎样的条件.但日本政府认为德璀琳既无全权又是西人,拒绝谈判,德璀琳被拒回华.十一月初七日（1894年12月3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接到日本回电,暗示仍需要清政府派员谈判,于是就在当天,慈禧下旨派张荫桓第二次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议和问题.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0日）,张荫桓突然接到谕旨,“蒙恩赏加尚书衔,奉派赴倭议款”,这让他感到很意外,“颇讶昨日署中会商时绝不询及,遽奉使命,诚非所堪”.[4](497-498)看来派员问题是在机密进行中.
二、 被任命赴日议和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95年1月5日）,谕旨下：“张荫桓、邵友濂,现已派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事件；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均著随时电奏,候旨遵行；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诺.”[2](293)这道谕旨给议和全权加上了根本性的限制.
清政府派出张荫桓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一同赴日议和,对于这次议和,张荫桓觉得“此行原无把握,为时久暂,自难预定”.[2](287)他提出延请美国人科士达为律师,“有律师可以诘其情伪,代鸣不平；其他要挟,能查西国例案以折之,或不为所欺饰,大致亦易就绪”.[2](288)这说明张荫桓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李鸿章对于张、邵的赴日之行表示担忧,他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1895年1月6日）复邵友濂电中说道：“樵野与公此行殊为难”,[5](电报五,305)表示出这次赴日议和的困难.
在赴日前后,张荫桓和李鸿章保持了密切的函电往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1895年1月1日）,李鸿章致电张荫桓,赞成张荫桓邀请科士达为律师的做法,认为有美国人居间,比较有利于中国,而且他还计划让德璀琳作为后援进行协助.李鸿章对于外国干预抱有很大希望,一旦日本要求过奢,他就寄希望于英、俄的干预.张荫桓在十二月二十五日（1月20日）的复电中分析了当时形势：“兹役须顾四面,敌情叵测：一,物论纷嚣；二,强邻狙伺；三,尤要于自己游移莫决,虽有良、平,无能措手.”[5](电报五,330)并希望李鸿章能够随时电示军情,说明他对于时局的关注,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于谈判之一,关键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胜负.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5年1月24日）,张荫桓上《请饬下关内外统兵大员实力防剿,勿以议和意存观望折》,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战场上的胜负是谈判成功与否的关键,“御侮之策,能战而后能和”,“和议之难易,必视战事之利钝为转移”,并请求清政府“饬下关内外统兵大员,一意筹战,力求实效,勿以臣等之行意存观望.他日和议可成,彼固不敢别有觊觎；即和议不成,我亦不至漫无准备”.[2](443)
1895年2月1日,会谈在广岛县署举行,日本全权大臣为伯爵伊藤博文和子爵陆奥宗光.伊藤博文认为中国只有国书没有全权委任状,但张荫桓认为国书中已经包含全权委任的事,伊藤执意要委任状,于是张荫桓派梁诚回住处取来张、邵二人的委任状,交给伊藤.伊藤以核查委任状为名暂时中断谈判,第二天才能继续.随后,张荫桓与之辩论日本不应限制中国全权大臣向国内发电报的自由,也遭到回绝.第二天,伊藤称中国的委任状与国际惯例上的全权委任状相比不完备,张荫桓百般解释,并提出可以发电中国政府对需要增补的地方进行修改,遭到断然拒绝.伊藤指出中国屡有立约翻悔之事,因此暗示要“选择有名望官爵者使当此任”,[6](84)拒绝开议,并要求张荫桓和邵友濂立即离开广岛.张荫桓立即通过美国向国内发电汇报,等待消息.
三、 广岛被拒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方面的原因
1. 清政府急于知道日本的媾和条件.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派全权委员进行和谈,但中国政府还不知道日本的媾和条件,无法推测日本政府的意向所在,“盼将两国打算商议的问题概要示
知”.[3](201)中国的这一要求遭到日本的拒绝.中国政府派出德璀琳去日本进行和谈,又遭到回绝.日本政府通过美国转电清政府,做进一步的逼迫,要求中国政府把全权委员的姓名、官位通知日本政府.于是清廷决定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日本已经提高了警惕性.田贝说：“中国老想预先知道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以便获取英国或俄国的干涉”,[6](490)但这一点被日本看破.科士达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似乎谈判是谈不到的,仅是等战胜者强定条件就是了”.[6](466)中国是想依据日本提出的条件作打算.
2. 派出和谈人选存在问题.清政府第一次派出德璀琳进行和谈,用西人代表中国谈判,这已经引起了日本的不满.第二次的派出成员中有前台湾巡抚邵友濂,他曾下令悬赏杀死日本军人的勇士,这又导致了日本的反感.因此,第二次谈判肯定会被蒙上一层阴影.
3. 全权委任状的问题.日本拒绝与张、邵议和,从敕书即全权委任状来看,说全权不足,并不能说完全不成立,因为中国的敕书并不是按照国际惯例来书写的.中国方面认为国书中已经包含全权,认为出示国书即可,国书内容是：“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我两国谊属同洲,素无嫌怨,近以朝鲜之事,彼此用兵,劳民伤财,诚非得己.现经美国居间调处,中国派全权大臣,贵国派全权大臣会商妥结.兹特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贵国商办,惟愿大皇帝接待,俾该使臣可以尽职,是所望也.”[7](卷一○三,3)但日本方面认为委任状包含在国书中不符合两国是交战国的情况,应该有专门的委任状,于是张荫桓等交上中国的敕书,内容是：“皇帝敕谕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张荫桓,著派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旨遵行.随行官员,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敬谨将事,无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3](212)邵友濂的敕书内容与张的一样.不管是国书还是敕书,其中都强调张、邵二人的职责是进行“会商”,还要不断请示总理衙门.科士达曾经看过中国的全权委任状,认为不太合适,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我们会议的时候,使臣把他们的皇帝的委任书［Credential letter］拿给我看；我告诉他们,这不是国际间常用的格式,假若日本有意吹毛求疵,它是可以否认他们谈判的全权的等.”[6](470)果然不出科士达所料,日本真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日本方面认为中国使臣全权不足而拒绝和谈,张荫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于全权委任状的责任,“我国对于这样的事情,因很少向外派遣使臣,所以对国际法上的惯例很迂阔,致有此错误”,[6](89)但为时已晚.当在广岛和长崎的时候,张荫桓和科士达讲了许多关于北京的事情,科士达在回忆录中说,张荫桓曾和“美国公使田贝上校商议过他与邵的国书［credentials］样式.公使指出国书的缺点,并依据张的请求,起草了一张格式妥适的国书或全权证书［full powers］.但是没有人能有勇气去告诉皇帝给他们的国书是有缺点的.田贝的草稿并没有用上.”[6](473)这说明张荫桓赴日之前就知道带到日本的国书不是他委托田贝草拟的那份.
张荫桓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张荫桓和甲午中日战争谈判探微为关于张荫桓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张荫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