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北伐初期英国在华非殖民化举措》：这篇华非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英国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殖民权权益遭受重创,又加上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面对此种形式,英国国内又展开了一轮激烈争论,最终出台“圣诞节备忘录”,做出向中国“妥协”的姿态,迈出英国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步.英国的举动是为确保继续殖民中国而采取的无奈的主动行为,被其他列强孤立、遭中国革命所打击、迷惑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等均是英国的考虑.英国“非殖民化”本质上是英国殖民他国悖论的结果.
〔关键词〕英国；北伐；非殖民化；圣诞节备忘录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154-06
关于“非殖民化”的概念,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论述“非殖民化”概念时是建立在社科院张顺洪研究员观点基础上的.他认为“非殖民化”主要是指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为,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这样的行为与活动是主动行为.[1](2-10)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将殖义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其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进步和觉醒,以及垄断资本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不得不采取守势.20世纪对第三世界来说是非殖民化与新殖义两者含混难分的世纪.[2](42-43)从上述两个概念出发,我们来探讨英国在中国北伐战争前夕非殖民化的主动,是“不得不”的主动,还是“心甘情愿”的主动自愿,从而进一步明确非殖民化的原因.
一、 北伐初期英国非殖民化准备
在1925年的“五四”运动中,英国作为中国头号敌人,遭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猛烈进攻,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确立的在华维持现状政策遇到强烈挑战.在确保现状不被改变的大原则下,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实施何种具体的对华政策成为英国极为关注的事情.
1926年,在国共合作形式推动下,中国革命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预感到中国革命将进入新一轮之时,英国外交部于1926年年初提出五种方案,要求驻华官员讨论,以便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参考,这五种方案是：使用武力、封锁、援助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阀、向莫斯科施加压力、怀柔.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Ronald Macleay）、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W.Jamieson）、香港总督金文泰（C.Clementi）参加了讨论.他们的讨论否决了前四种方案,认为第一种方案只会激起“全中国反英情绪的再次爆发”,并且会阻碍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第二种方案不可行,也得不到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在于英国找不到可以援助的对象；至于第四种方案,只有在表示与苏俄断绝关系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但是英国政府目前不会做出这种决定；所以只有最后的“耐心和解政策”似乎能够“产生富有成效的结果”,并会改善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正如麻克类所坚持的那样,英国“最明智的方针是,就此住手,耐心期望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布尔什维克在广州影响的削弱,并且使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取得支配地位”,[3](129-130)[4](255)[5](393)表达了倾向于采取静观、怀柔的政策对付中国革命力量,企图以软化策略缓解中国革命情绪,从而逐渐控制中国革命进程.用外交部副次官维克多·韦尔斯利（Victir Wellesley）的话来说,则是：英国“应该尽力以同情之举俘获国动,并且努力将它引上正轨”.[6](90)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吹响了北伐的号角,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前行,10月初已经打到长江流域,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这引起了英国的恐慌.为了保住在华殖民权益,英国内部展开了一场争论,讨论是否承认广州民政府.
恐慌至极的在广州和香港的英国官员纷纷建议政府采取果断怀柔措施.广州新任*总领事白利安（J.F.Brenan）、驻华公使馆参赞欧马利（Owen O,Malley）和香港总督金文泰都建议英国“法律上”或“事实上”承认广州革命政府为地方政府,并与之进行直接交涉.金文泰更进一步提出向广州提供贷款、武器的主张,企图以此达到使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司令疏远苏俄而亲近英国的目的.[7](87-88)英国官员还意识到国民政府将会统一全中国.杰弥逊在离去广州总领事一职前,已经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者具有高效的管理能力,并认为他们会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像样”的政府.白利安也认为领导着国民政府的国民党是一个“代表着新中国”的“受欢迎的政党”.[6](91)连一向对中国革命持强硬方针的上领事悉尼·巴顿（sidney Barton）也说“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国民党注定要统治中国”.[3](116)国民革命军即将统治全中国的现实更加深了这些官员的恐惧,他们批评英国在中国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保护英国利益.
担心美国在华利益受损的部分英国工商界巨头,也不主张对华采取武力行动.1926年10月中旬,在伦敦的一些重要商业机构代表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大多数代表表示不要仅仅为了商业利益而动用武力.会谈结束之后,英美烟草公司远东分公司的经理阿奇尔德·罗斯（Archibald Rose）紧接着就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三篇文章,呼吁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做出真正让步.罗斯的文章引起工商界是否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的一场辩论.[7](96-97)这场大辩论促使许多工商界领袖要求政府承认国民政府.11月,汇丰银行总裁查尔斯·阿迪斯（Charles Addis）在与韦尔斯谈话时指出,虽然英国政府应该而且必须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政府最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应该采取“和解和耐心”的政府,同时,也应该给予广州政府事实上的承认.[6]北京辛迪加公司总裁梅截·内森（Major Nathan）、英国众议院中国协会发言人H.W.卢克（H.W.Looker）、太古公司总裁沃伦·斯怀尔（Warren Swire）也都要求英国政府早日承认广州政府.[7](97)在曼彻斯特商会11月给张伯伦的信中,同样表示支持政府“忍耐、克制”政策,并要求事实上承认广州政府以及其它地方政府.[6](96)
在主张对华采取怀柔政策的同时,英国还出现了一批要求使用武力的强硬派,他们敌视广州政府,不甘心在国民革命前示弱.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们纷纷反对,批评英国外交部的对华观望、“忍耐”,而要求以武力强硬政策取而代之.
1926年7、8月间,庚子赔款委员会主席洛德·威林登（Lord Willingdom）、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弗朗西斯·安格联（Francis Aglen）、参加关税会议的代表K.D.斯图尔特（K.D.Stewart）在与外交部的谈话中,均对观望、“忍耐”政策表示不满,“谴责”英国对华南采取了“过度懒散的政策”,因而鼓动政府改变政策,期望它援助北方的“反赤”军阀、或采取武力行动、或与其他列强联合起来阻止北伐战争,从而确保英国的在华优势地位.[7](87)此外,一些英国领事官员也十分敌视广州政府.比如南京总领事翟比南（Berteam Giles）、沈阳总领事F.W.威尔金森（F.W.Wilkinson）就极力诽谤、贬低广州政府的工作能力,称它“同中国其他任何政府一样的腐败而无能”,认为广州政府的“崇高理想”只是粉饰之词,并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武力行动.[6](91-92)而敌视广州政府最甚者是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官员.公使麻克类是最大的一个强硬派,在1926年初他曾表示出一些松动的迹象,当时他反对对中国革命采取任何行动,而主张观望策略.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又恢复了强硬态度,坚决反对承认广州政府并拒绝与它谈判.麻克类认为广州政府是苏俄的工具,所以反对伦敦采取“慷慨的和解”政策.麻克类主张在国际上由列强组成“统一战线”去抵制由“苏俄鼓舞”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从而防卫帝国主义的条约体系；主张在中国国内,由英国向北方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提供武器、和金钱,支持他们形成“巩固的反赤联盟”.[7](88、93)公使馆还有一些官员也持有与麻克类相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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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北伐初期英国在华非殖民化举措为关于华非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华非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