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约翰·邓恩对托马斯·艾略特创作的影响》：本论文为您写邓恩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以约翰·邓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歌具有形式新颖、意象奇特、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特点.玄学派诗歌的这些特性对英美现代派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托马斯·艾略特早期的诗歌创作和诗论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研究约翰·邓恩对托马斯·艾略特的文学影响,有利于发现后世诗人对玄学思想和艺术的传承、创造和发展.
关键词：约翰·邓恩；托马斯·艾略特；文学影响
作者简介：胡伶俐,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访问学者（湖南 长沙 410081）
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是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开创者和领导者.除约翰·邓恩之外,玄学派诗人还包括安德鲁·马韦尔、理查德·克拉肖、乔治·赫伯特、亚伯拉罕·考利等.与伊丽莎白时期诗歌创作的传统不一样,玄学派诗歌注重诡辩说理而非抒情,在形式上艰涩难懂、意象表达突兀奇特、主题复杂多变,因此受到了同时代和后来批评家的强烈谴责.17世纪的批评家约翰·德莱顿认为邓恩“使用节奏粗糙的日常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 [1 ].18世纪重要的文论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谴责邓恩的诗歌是“用暴力拴住杂七杂八的想法” [1 ],他称约翰·克利夫兰和亚伯拉罕·考利为玄学派诗人,却将邓恩排除在外.1758年的《文学杂志》（The Literary Magazine）从80位诗人中推出29位英国知名诗人,邓恩却榜上无名,对此解释为：“邓恩是一个才智之人,但是要认可他是一位诗人似乎非常费力.” [2 ]19世纪的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罗伯特·骚塞以及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虽然开始欣赏和推崇邓恩的诗歌,但是依然改变不了玄学派诗歌遭受冷落的局面.直到20世纪初,赫伯特·格瑞森的《约翰·邓恩诗歌集》（1912）的出版为人们重新认识、评价邓恩的作品提供了平台.最为重要的是,诗人兼文学评论家托马斯·艾略特于1921年发表了《论玄学派诗人》一文,对玄学派诗歌进行了重新审视,为确立玄学派诗歌在英美诗歌发展历史上的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文高度评价了以约翰·邓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歌的成就,认为玄学派诗歌是情感与智力的完美统一,并将其奉为英诗发展的圭臬.20世纪以来,约翰·邓恩的诗名逐渐得到認可,艾略特、叶芝、庞德以及英美新批评派极力推崇玄学派诗歌,阅读、研究甚至模仿玄学派诗歌成为一时的风气.约翰·邓恩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英美现代诗歌发展的渊源之一.关于约翰·邓恩与托马斯·艾略特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表示,如果没有艾略特等人的竭力推崇,玄学派诗歌就不会重新崛起,也不会成为目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个说法也许夸大了艾略特对玄学派诗歌复兴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艾略特等现代派对玄学派诗歌的充分认可.论及托马斯·艾略特与约翰·邓恩之间的文学渊源,目前在国内学术界虽然有过研究,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多数研究侧重通过个案研究比较两者在创作风格上的相似性,而忽视了两者相似性的内在原因；二是少数论文论及了玄学奇喻对英美现代诗歌发展的影响,而没有微观地将约翰·邓恩与托马斯·艾略特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三是在个别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了托马斯·艾略特对约翰·邓恩的借鉴与吸收,但整体上尚缺乏系统性,研究不够深入.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继续挖掘约翰·邓恩对托马斯·艾略特的早期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梳理出艾略特对邓恩诗歌的传承与创新,以便更好地厘清两者的文学渊源.
一、邓恩对艾略特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约翰·邓恩的文学生涯历经了三朝更替（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其诗歌创作从形式和主题上都突破了伊丽莎白时期诗歌创作的规范,反映了特殊社会背景下人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自怀亚特和塞莱伯爵把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引入到英国后,众多诗人竞相模仿,将十四行诗诗体作为创作的主要范式.彼得拉克十四行诗的主要特点是格律严谨、辞藻华丽、意象固定、以歌颂爱情为主旨,这些特质主导了当时英国诗歌的潮流.约翰·邓恩反对过分工整流畅的韵律、华丽雕琢的语言、公式化的意向和只歌颂爱情主题的诗歌范式,认为这样的诗歌不能表达出当时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因而在诗歌创作中另辟蹊径,大胆创新,为英国17世纪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文风.邓恩的诗歌中既没有斯宾塞诗歌抒情浪漫的华丽辞藻,也没有弥尔顿诗歌的宏大气势和复杂的拉丁句式,而是运用口语体语言、突兀的意象、玄学奇喻进行创作,制造了陌生化的效果,显得真而不美.玄学派诗歌的标新立异遭到了同时代和后来许多批评家的质疑,在18世纪新古典主义和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的时代,玄学派诗歌自然是不入主流,他们被认为既缺乏秩序又忽略了情感的表达.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玄学派诗歌在现代语境下却焕发了生机,受到了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叶芝、庞德等人的青睐.
艾略特在其最重要的评论文章《论玄学派诗人》（1921）中指出：“玄学派诗人或简单或造作或艰涩或怪诞,就跟他们的前辈们一样；也完完全全跟但丁、基多·卡瓦尔坎蒂、圭尼切利或齐诺一样,具有一种感受机制.” [3 ]这是艾略特对玄学派诗歌特点的评价,即形式新颖、表达艰涩、意象怪诞,但最终能达到情感与智感的完美统一.艾略特还提出,现代诗人的作品必定是令人费解的,因为现代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现代诗人具有这种敏感性,为此“诗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以便强使——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思” [3 ].在艾略特看来,现代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诗人对诗歌进行变革,使用新颖的形式、无序的语言、象征、隐喻等多种技巧来摹仿现代社会的无序和混乱.1926年艾略特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宣称,17世纪的英诗恰好反映了20世纪初人们的感受和心态,这说明以约翰·邓恩为代表的17世纪诗人与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在创作上产生了共鸣,这为艾略特借鉴邓恩的创作风格这一事实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以艾略特为首的现代派诗人极力反对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他们对浪漫主义诗歌中陈腐的比喻、华丽的辞藻和过分膨胀的情感表达感到厌倦,力图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上创新,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艾略特竭尽全力为“荒原文学” [4 ]寻找出路,那就是回归古典文学.1928年,他在《〈纪念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序》中又宣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艾略特将但丁古典文学和邓恩玄学派视为他的文学传统,从他们身上汲取文学养分,融合自己对时代的理解而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表明了他在文学创作中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艾略特在早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力图创新语言,制造陌生化的意向,巧用奇喻,这些对现代诗歌的革新融合了他对邓恩诗歌的理解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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