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先兄陈布雷杂忆》：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兄陈布雷杂忆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长子承家”
先胞兄陈布雷 （1890年生） 在其早年求学时期,性格活泼,思想敏锐.他所处的清季末叶,国家深受外力侵略,他反应强烈,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
他14岁成秀才,先后就读于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直到毕业,七八年中,由于受到父兄 （主要是从兄陈屺怀） 之参与辛亥革命与尽瘁地方教育的影响,受到师友 （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祥诸师） 之开明思想的启迪,加上他本人之好学努力,在同学中算是个高才,早露锋芒.当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曾去上海,其时从兄屺怀正在沪办 《天铎报》,他就曾在报馆中试作,颇受重视.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 《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被视为敢言,与邑人洪允祥 （佛矢）、吴兴戴传贤 （季陶） 一道,使 《天铎报》 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 《申报》 陈陶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这都说明他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富有朝气的人.
这样一个原是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25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先得从我们家庭状况说起.我们的家乡在浙江慈溪县西乡（今划归余姚县） 的官桥,原是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先世务农,至先祖父克介公始出门经商,后乘以一行商贩茶往来浙赣间,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即分其半約百亩为陈氏的义庄,用以救济族中孤贫.先父依仁公,在其兄弟三人中为第三,两兄皆早亡.先大伯父遗有独子,即陈屺怀 （名训正）；二伯父最早丧,无子,我父即以长子训恩 （即布雷）出继为二伯父之后,但二伯母隔月又逝,故仍归住一家.当时先祖父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田会、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谓大房长孙 （屺怀）好学,当使就傅上进,而要三房我父住在家里,继续他管理族里公益诸务.迨祖父殁后,我父即“继志述事”,一生致力于族里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诸务,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我父自以为体力方壮,对出继二房的长子训恩,任他求学上进,以后即在外工作.所以布雷自沪返甬任教,也就优游自适.岂料突遭父丧,弟妹多而且幼,又须承遗愿继理族中事务.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他不能不挑起家庭与宗族事务的沉重负担,这对他真是一个意外的精神打击.
我们的父亲是1914年阴历六月以肺炎病故的,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10人.时最长的三妹22岁初嫁,以次递减两岁,至16岁者共四人.我14岁,五弟训恕10岁,以下是三个4至8岁的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初生才两月.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庶母又多病懦怯,不久又病故.这样一大群弟妹繁重教养之责,只得由布雷和他才娶五年的嫂嫂杨隽人承担下来.这使他不能不将宁波的教职完全辞去,重新学起家务来.如此历一年余,甬上旧友见其忧劳憔悴,恐成心疾,经力劝,始又在甬校兼课,仍经常家居,有课则去甬.讵知祸不单行,1919年,嫂嫂杨隽人以难产褥热不治而死,遗下数月至六岁的三男二女,又是一群幼儿.这一家庭创伤,使布雷又一次受到打击.为了摆脱牵累,他终于与在甬友人创立一儿童公育社,将三个儿子送公育社寄养,又商请族人,另请一族中长者接管族里事务,改为有给职.次年我亦成婚,经常家务由我夫妇承担,布雷才得以离家去沪工作.1921年,朋友劝其续弦,又应新创立的 《商报》 之聘,在上海重建小家庭,开始其第二度的记者生活.他除了夜里在报馆工作 （一般于深夜1时始归） 外,还一直带一日间* （上午10时顷上班）,繁忙可知,但对诸弟妹的教育任务,仍由他继续负责主持.
与邵力子的交往
陈布雷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属宁波支部；其后在上海 《天铎报》,又后在《商报》,撰写社论,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比较鲜明.1926年冬离沪去南昌,由张静江介见蒋介石,经蒋劝说,与潘公展同时加入国民党,后即舍记者生活而从政.在此期间,就我所知,他所最熟谂、认识也较早的是邵力子先生.虽在 《天铎报》 时他与宋教仁、戴季陶相识更早,但邵既是新闻界老同行,又是国民党元老,可算是相知的第一人.因布雷在 《商报》 时期,邵力子恰在 《民国日报》,主编其副刊 《觉悟》,遵循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革命路线,导率青年,贯彻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遗志,名震一时,而为布雷所钦慕.等到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其时邵力子虽亦从政,但始终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仍恪信三大政策.直到抗日战争前夕,邵虽久为国民党中委,但已日渐为蒋所疏远.
记得1930年,我始在南京前*大学任教,10月间,布雷自浙来京,我去访晤,见布雷即住三元巷邵力子办公的地方.其时蒋为国民革命*司令,邵为总司令部秘书长 （总司令部即设于三元巷）.布雷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每来京皆因邵的关系而住在那里.我在他的住处,第一次见到邵先生,当时我曾面请邵先生去中大文学院演讲,他说他现在是“落伍”了,向我辞谢,语极谦冲.不久,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要布雷辞去浙教厅事,来京任教育部的常务次长,布雷恳辞未即到任.这时,我在布雷处见到邵给他的信,劝布雷不必固辞,信中邵以他自己的出处为喻,说他之出任党政职务,可以说只是“仕隐”.我确记邵在信中有这样的话,昔人有“隐于市”、“隐于朝”的说法,“弟在此亦隐而已”.意谓清明在躬,仍可心安理得 （此信布雷甚珍之,知我爱保存史料,交我保存,后失）.这种说法,我当时感到新奇,在当时官场中是难得听到的.由此可见他们过去在沪同操笔政,交情非浅,故能作此肺腑之言.而“仕隐”一语,也可见邵原来不愿身入蒋幕,虽然勉为之,还是保持自己宗旨的.由此蒋对邵的不信任感,愈后亦愈甚.而蒋蓄意一而再地拉布雷到南京去工作,亦如拉邵入幕一样,但布雷虽一而再地拖延不去,终于去了,且日益陷于蒋的幕僚核心圈内,这当然是由于布雷的软弱,思想上跟不上邵,而在蒋是早有定计,必得之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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