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于坚:让词的光辉，洞彻事物》：这篇光辉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他包含了先锋的一面以及保守的一面,包含了敏锐的一面以及糊涂的一面.”
餐桌旁的局外人
先是细密的雨水,随后而来的是辐射整个高原的强烈日光.这是5月初雨季到来之前,昆明最为典型的天气.像往常一样,于坚喜欢将见面的地点约在钱局街白云巷的塞林格咖啡馆,我后来才知道,这片区域正是老昆明所剩的最后的街区.不远处的西仓坡6号,是诗人闻一多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故居和遇难处,再过去就是云南大学和在西南联大旧址上建起的云南师范大学,后者也是于坚任教的地方.上世紀90年代在昆明家中的于坚,那时的他还没有确立后来标志性的光头造型
于坚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座他出生的城市.光阴中不断变迁的城市与街区,往往能触动他的记忆与灵感.很多年来,于坚便住在附近的一座楼上,那也是无数次出现在他诗文中的地方：“在这个有明清式古老建筑与法国式黄房子,有梧桐树、桉树、马车、落日与无数小巷的乡村式城市中,我思考从革命到反革命,从日常人生到上帝之类的问题,孤独地写作.”按照于坚惯常的表达,城市的面貌正在逐渐抹去那些弥足珍贵的日常细节,变得千篇一律.他在十多年前搬到了距此有一个小时车程的滇池边上.
聊天从身体开始,由于2岁多时感染了急性肺炎,过量的链霉素注射影响到于坚的听力.尽管靠着助听器,他的听力已恢复到90%,但仍然无法听到表、蚊子、雨滴和落叶等细微的声音,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也并非绝无好处：“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喧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这让我成为偏于冥想的那种人.我和世界之间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别人听见的世界我听不见,他们说出来的世界对我来说,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于坚成长的年代,正是一个喧嚣的年代.1966年,在他读小学五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三年没有上课,忙于“革命”的大人们一下子忘记了他们,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你批斗我,我批斗你,从火堆里抢他们烧的邮票、画片.这种旁观者、局外人的身份,于坚后来将之概括为“站在餐桌旁的一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时期处于童年和少年的这些人,也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些人.
那种像盐和胡椒一样撒入生活的恐惧,从最初的游戏,慢慢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中.对于坚来说,如影随形的还有听力障碍带给他的敏感与屈辱.1970年,16岁的于坚在读了一年中学后,被分配到位于城市北郊的昆明煤机厂当了工人.工厂分配给他的工种是铆工,当他向领导申诉自己听力不好,希望换个声音不那么响的工作时,领导告诉他：“听不见正好干这工作.”就在这个工厂,于坚老老实实当了10年铆工.在他的回忆中,那些像19世纪狄更斯小说中的工厂车间,“天车吊着巨大的钢板,在你头上飞来飞去,有时链子断了,钢板就会砸下来.有时候电炉会爆炸,我写过一首诗《罗家生》,里面的主人公,头被炸开那么宽的口子”.
非人道的东西带给于坚一种内在的生理性恐惧：“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不耐烦?为什么不愿意说得大声一点?为什么不说两遍?”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中,1973年的于坚,为何突然写起诗来?
在多个场合的叙述中,于坚都会提到17岁时去父亲下放的村庄探望他的一段经历.在生产队的谷仓里,他发现了一本60年代印给干部学习的古典诗歌小册子,在返回昆明的卡车车厢里,便开始默诵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李白、杜甫的诗篇,并很快找到父亲留在家中的一本《诗韵新编》,开始学写古诗.然而,恰恰是那个黑暗的车间, 让于坚有了写作新诗的氛围,以及日后对客观、具体的诗歌美学的把握.没用多久,这个煤机厂青工的诗名,已经传入云南大学,为更多人所知.
与黑暗的车间相比,那个年代的工厂,还有着今天难以想象的文学氛围.原因在于,在农村之外,还有零星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工厂.在昆明煤机厂,有著名的芭蕾舞演员、电影演员,还有资本家、工程师,这些人实际上都成了于坚的老师.工厂被一直延伸到山脚的稻田所包围,秋天经常有农民赶着马车从旁边的河边路过,每天晚上,还能听到延安时期的女干部弹奏的风琴声.据说,这位在北京工作的干部因为弄丢了一张两毛七的票据,被划成“”,和丈夫一起被下放到煤机厂工作.
一次,于坚从大街上一位神色慌张的男子手中,花3元高价买来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马上拿给工厂的好朋友秘密传阅.后来大家还一起偷用工厂的纸和油印机印了11本,印完之后立即烧毁蜡版.1974年的一天,中午下班以后,于坚被铆工陈实悄悄拉到车间僻静处,只见对方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签纸,上面抄着一首并不完整的《相信未来》,直到20多年后,他才在北京见到诗的作者食指.诗人于坚在昆明麦田书店.持续写作40多年的他,不曾离开这座城市
诗意与残忍并存.工厂经常有“造反派”得意洋洋地告诉于坚,怎样在武斗中把人藏在大卡车下用打死.空气式的恐惧,反而带给他一种写作的快感：越是害怕,越是要写.工厂生活,让他后来在阅读罗伯·格里耶时,迅速捕捉到早年共同经历带来的写作特质：像游标卡尺一样精确,冷冰冰地呈现世界.“烟囱冒烟了/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罗家生/没有来上班.”据说山西老诗人冈夫读到于坚写于1982年的这首《罗家生》时,竟热泪盈眶.而在一篇创作谈中,于坚曾反复推敲其中一句“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一条领带”究竟该用“领带”还是“皮鞋”,后来由于亲眼所见因拥有一条领带而犯罪的事例,才选了更能代表某种时代积淀的“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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