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股权结构税收筹划和股权价值》：本文是一篇关于税收筹划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
通过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税收筹划程度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为公司税收筹划产生 成本提供了证据支持.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税收筹划程度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股权〖JP+1〗结构对税收筹划过程中产生的 成本的治理效应,即股权结构对税收筹划和股权价值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由于 成本的存在,税收筹划的程度和股权价值负相关,且相比于民营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负相关关系更严重；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仅对民营控股企业具有治理效应,对国有控股企业不具有治理效应.
关键词：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税收筹划；股权价值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4-0048-06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税收筹划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决策,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古典经济学认为,税收筹划行为直接节约了企业的 流出,将财富从国家转移到了股东手中,并最终增加企业价值,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财富转移过程中产生的 成本.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将委托 理论引入税收研究中,逐渐形成了税收 理论,认为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和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 问题存在交互作用,并不是直接将财富从国家转移到股东手中,其中一部分财富被管理层截留,税收筹划活动的不透明性也为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保护伞.因此,有关税收筹划的研究,必须关注其动机和结果.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影响着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行为取向,并对公司的决策机制、投资行为、交易行为和分配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佘镜怀和胡洁,2007）［1］.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理财行为,不可避免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目前,国内文献主要研究了税收筹划的基本内涵、原则和筹划的方法,鲜有使用委托 分析框架来研究税收筹划的程度和股权价值的关系.
本文拟将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税收筹划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且探讨股权结构对税收筹划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其目的在于回答如下两个问题：（1）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股权价值,如果会,那么税收筹划的程度和股权价值的关系如何?（2）股权结构是否可以调节税收筹划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税收 理论认为,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最终能否提升股东价值,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公司税收筹划活动为企业带来的增量收益是否超过了增量成本.增量收益主要是指税收筹划行为给企业带来的直接 流的节约,增量成本主要包括财务报告成本和股权 成本.财务报告成本是指由于最终披露的会计利润的降低而带来的成本,诸如公司股价的反应和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成本主要是指在隐蔽的税收筹划活动的庇护下,经理层寻租自利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以及股东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付出的成本.股份制企业出现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会导致股权 成本的产生（Desai＆Dharmapala,2009）［2］.管理层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寻租自利,并非为了进行盈余管理（陈冬和唐建新,2012）［3］,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管理层为了掩盖自利行为就会模糊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加剧信息不对称, 问题因此产生.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和管理层寻租具有内生性,一方面税收筹划行为很隐蔽,不易被审计人员和税收监管人员发现,就可以庇护高管的租金转移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寻租又成为继续推动管理层实施税收筹划的内在动因.和此同时,在两权分离的背景下,股东希望管理层降低税负,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但是理性的经理人会利用其优势地位和内部信息获取私利,甚至直接将企业利润转为自有,最终的结果是非但没有提升股东财富,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和价值减损.Desai et al（2004）［4］、Schadewald et al (2005)［5］通过对若干公司进行分析,均发现管理层通过税收筹划活动获取私利的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等特殊原因,存在严重的 问题,其 成本高达利润的60%—70%（平新乔等,2003）［6］.中国的民营企业利益关系清晰,产权关系明确, 成本显著低于国有企业(苏坤和金帆,2012)［7］.单从 成本的角度来看,国有控股企业税收筹划带来的企业 流的节约被税收筹划过程中产生的 成本抵消的效应会更大,最终对股东价值的影响也更严重.从财务报告成本的角度来看,国有控股企业从委托人到 人之间存在多重 链条,这种客观存在的多级 问题会加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加之税收筹划活动的隐蔽性,由于税收筹划活动而导致的会计利润的减少,股东很难判断其原因是出自于管理层的经营不善还是公司税收筹划活动的客观需要.而民营控股企业多为家族企业,委托 关系较为清晰,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信息传播的渠道更为畅通.因此,国有控股企业相比于民营控股企业,税收筹划活动面临的财务报告成本也更高,资本市场面临两类不同类型企业税收筹划而导致的会计利润的减少所作出的反应也将存在显著不同.基于上述理论逻辑分析,现提出如下假设：
H1：税收筹划的程度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假设1中的理论和逻辑分析,税收筹划活动对股权价值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类不同类型公司税收筹划活动中的财务报告成本和 成本所带来的直接 流节约的抵消程度.然后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存在某些调节变量,可以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应,改善公司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缓解税收筹划过程中产生的财务报告成本和 成本,最终使税收筹划活动的经济效果达到股东预期,是否调节变量在两类不同类型公司中可以发挥相同的调节效应?
不同的股权结构安排对公司治理效率和公司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张欣（2007）［8］从股权结构的角度,采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股权结构和 成本的关系,发现影响 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因此,在本文的后续研究中拟选取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作为两大调节变量,检验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是否在两类不同类型公司中可以发挥相同的公司治理效应.诸多学者对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股权 成本的抑制作用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宋力（2005）［9］、高雷和宋顺林（2007）［10］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 成本越低；而肖作平（2006）［11］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 成本越高.陈信元（2004）［12］、刘运国（2007）［13］认为,股权制衡度可以有效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有效监督管理层经营效率,从而降低 成本,提升股东价值.赵景文和于增彪（2005）［14］认为股权制衡使得股权分散,削弱了对管理层的监督,且更容易引发大股东之间对控制权和利益的争夺,从而导致 成本上升.但上述学者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到控股股东的性质,而只是从整个中国上市公司的背景进行研究,不同产权性质的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的决策方式和目的都存在显著差异,对 成本的影响也会不同.徐莉萍（2006）［15］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私有产权控股的激励效应最大,地方国有控股的激励效应次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激励效应最低.逯东等（2012）［16］研究认为,国有企业股权制衡的正面效应能否发挥出来取决于政府干预动机,只有当政府干预动机较弱时,国有企业的股权制衡的正面效应才能发挥出来.如果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可以改善公司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可降低公司税收筹划过程中的 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进而可对税收筹划和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但是相关文献中关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于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 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并最终影响股东价值的结论尚未形成统一,且开始发现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发挥公司治理效应的强弱会受到股权性质不同的影响.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税收筹划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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