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鲁迅早年地方体验和时代思潮》：本论文可用于鲁迅论文范文参考下载，鲁迅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鲁迅早年的地方体验与时代思潮保持着张力,受其影响并保持个性：支持地方自治,却疏离真实的地方政治；整理乡邦文献,却消解革命意义、坚持学术立场；质疑狭隘的省籍认同,却不迷信国族、世界等新的群体认同.
[关键词]鲁迅；地方体验；地方自治；地方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5-0053-04
[收稿日期]2015-06-1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各级地方同样被纳入了这一进程,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领域内,开始了新旧交织、重新整合的进程.在此背景下,人们的地方体验因时代思潮而趋同,同时,又因个体的多样性而不同.
对于清末民初的鲁迅而言,地方（从绍兴到浙江）无疑是他所关注的,甚至一度是其赖以立足的所在.鲁迅对地方政治、历史文化、地方认同的体验受到当时地方自治、国学保存运动、“非省界”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与时代思潮保持了若即若离的紧张感.虽然支持地方自治,却疏离真实的地方政治；虽然整理乡邦文献,却偏于纯粹的学术工作；虽然质疑狭隘的省籍认同,却不迷信国族、世界等新兴的群体认同.
一、地方政治的体验与地方自治思潮
鲁迅早年对地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带有强烈的群体色彩,与浙江同乡保持了一致性.不妨先梳理一下鲁迅参加的组织或社团,初入日本,便于1902年加入浙江同乡会,同年通过许寿裳、沈瓞民介绍参加浙学会,1903年组织绍兴同乡恳亲会,1904年参加光复会.
鲁迅参与的一系列组织或团体,或全由浙江人组成,或以浙江人为首,均有浓厚的地缘色彩.因为以地缘为纽带,这些团体多以地方为政治活动的重心或起点.无论是“浙学会”,还是由此衍生的光复会,革命主旨之一是：“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1].而浙江同乡会同样号召以地方为起点,在会刊《浙江潮》的发刊词上,宣扬“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而有余”[2].
无论是传统形式的同乡会,还是新式的革命社团,这些团体并不以固有的畛域之见故步自封,均以现代民族国家为终点,并持有现代的政治理念.如《浙江潮》有《警告我乡人》,言：“先为告吾乡人,告而并望吾乡人为天下倡”,所倡者是“地方自治”[3].这些以地方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理想的主张,正是与当时流行的地方自治思潮一致.自太平一役以来,晚清督抚和绅商两种地方势力扩张,尤其是甲午战后,权威失落与外来危机加深,士人普遍觉醒尤其是新知识界纷纷投身地方,办报、兴学、创学会几乎遍地开花,在政治上宣扬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以地方为过渡实现拯救国家的目标.地方自治思潮有改良和革命两种趋向,如“改良派把地方自治作为参与国家政治的途径,而革命派却把地方自治作为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4]（p.362）.从欧榘甲《新广东》、杨守仁《新湖南》开始,直到光复会等革命派,均以地方自治为起点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的国家,而改良派更多是以地方自治作为起点改良现有政权,进而建立现代国家,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鲁迅的地方政治诉求与团体保持了同步性.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氏兄弟公开宣称：“比者华土光复,共和之治可致,地方自治,为之首涂”,对地方自治的热衷与时代无异[5].但是,鲁迅早年并未参与多少具体的地方政治活动,主要是以文字介入,并且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疏离甚至悲观.
晚清地方自治的诉求之一是实现本地人的自我治理.各地觉醒了路矿等利权意识,并纷纷投入收回路矿运动.以《浙江潮》为中心的浙江留日学生,曾针对浙江高尔伊卖矿一事频繁发文,号召浙人收复浙矿.如第6期有《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铁路乎》,该文痛呼“路矿既失,虽有浙江,犹无浙江也”,但事情一波三折,第7期终于辨明《卖浙江全省路矿者非刘铁云一人也别有人也》,高尔伊卖矿一事浮出水面.浙江留日同乡会开特别会议,“各陈方法,互相研究”[6],于是第8期以高尔伊事件为焦点呼吁浙人收回矿权,先有警告《敬上乡先生请急速设法令高尔伊毁弃矿契约并力图善后书》并附《致高绅尔伊书》,又有专件《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事警告全浙绅民启》.翻检当时的报刊,除《浙江潮》外,地方性的《杭州白话报》都借高尔伊一案,呼吁浙人自办浙矿[7].与浙江同乡会保持一致.鲁迅于《浙江潮》第8期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称：“浙绅某者,窃某商之故智,而实为外人伥,约将定矣.设我浙人若政府,起而沮尼之,度其结果,亦若俄之于金州诸地耳.”其中,“浙绅某者”指高尔伊,“某商”指刘鹗,“外人”指意商（实为英商）,“约”指高尔伊的宝昌公司借外资合开浙江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四府矿产而签的约.其后鲁迅继续以学术鼓吹收回矿权,1906年于上海出版《中国矿产志》,主张“今也,吾将于垂隳之家产,稍有所钩稽克核矣”[8]（p.165）,1907年为《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做广告,“知其省其地址矿产而已,知其省其地址命脉而已,知其省其地址命脉所在而已”[9]（p.225）.在高尔伊一案中,鲁迅痛批主谋高尔伊,同时“试问我畏葸文弱之浙人,老病昏聩之政府,有何权力,敢迫其锋”[10],将浙江人冠以“畏葸文弱”的称号,不无悲观之意.
辛亥革命爆发后,地方自治成为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鲁迅支持绍兴光复并呼吁地方自治的进行,但很快便因绍兴光复后政局与王金发的变化,而陷入了更深的悲观.早在辛亥爆发前,鲁迅便对地方事务表现出厌倦,不断向许寿裳感叹：“越中棘地不可居”[11]（p345）,“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11]（p.348）.绍兴光复第二天,鲁迅便指出：“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12]（p.324）.
鲁迅对地方政治的体验有深刻的一面,同时又有褊狭的一面.政治是新旧敌我力量的妥协和制约,并非泾渭分明,井然有序.鲁迅所在意的是理想状态的地方政治,厌恶甚至拒绝更为复杂的现实政治,很快便离开绍兴去南京就职.作为旁观者的鲁迅,他的地方政治体验无疑是个性化的,对革命后的时局很少思考政治层面,更多是精神层面的[13]（p.37）,并且无法像政治家那样,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新青年》时期,正如汉学家哈雷特·密尔斯所言：“他没有谈论中国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他触及的范围很狭窄等然而真要拿出切实的改革计划时,鲁迅变得比在日本的时候更加含糊其辞,只能拿出一些空泛的议论来应付”[14]（p.10）.
鲁迅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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