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重申启蒙再新文化运动名实》：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一
《读书》今年七期上季剑青先生的文章《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以下简称“季文”）将我拽进了久违的“五四”情结.通读全文,季先生的意思是要告诫我们这些研究者,如果不假思索地以“启蒙”界定那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单薄和僵化”：“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想象,实际上是已经被常识化的启蒙理念,是一套已经被广泛接受,其普遍性似乎不言自明的理性化话语.等晚清知识界的主流是服膺普遍性的启蒙理念的.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在接受一部分启蒙观念的同时,提出了不同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新的构想,打开了另外的思考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不仅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国翻版,反而是对启蒙运动及其话语的超越.”基于此,结论也就显得合情合理：“新文化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本,那恰恰是对前者的贬低.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正是启蒙理念在全球遭遇危机的时刻,而这场运动正是克服这一危机创造新文明的努力的一部分.”
季文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尤其是他关于不能“僵化”的告诫,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研究需要这样,任何一门学科或命题都需要这样的分析和反省.毕竟,按照启蒙运动的思想原则：只有反思过的,才是有价值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对新文化运动启蒙性质的裁判是左翼文化人的专利吗?新文化运动前的知识分子真的已经是把握了西方“常识化的启蒙理念”,并成为“广泛接受”理性化“话语”的先知先觉了吗?那些在价值观念上“膜拜”西方的“五四”先驱是否就是自取其辱或说自贬呢?换言之,新文化运动何以“克服”并“超越”了启蒙运动?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不是一两个名词、概念的舶来就算熟稔于心、炉火纯青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既不是在一惊一乍中横空出世的,也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对此,季文也承认这个体系的庞大且难以一时半会儿“整建制”移植的客观性.这在中西方近代以来文化冲突的进程中已经得到验证.事实上,从百年来的学术史来看,对新文化运动“相对 ”的历史评价并不单单来自二十世纪的“左翼文化人”.在某种意义上,右翼文化人比起左翼文化人,对新文化运动启蒙性情的不确定性及其流变一直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恨心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砥柱人物,其地位一开始就被其同乡陈独秀给捧定了.在一九一六年写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以“天下英雄唯有你和我”的“神交”身份,将两人一并抬举、绑架并套牢在一辆风驰电掣的文化战车上.携带《新青年》北上后,陈独秀底气满满.这样便有了以北大文科学长及《新青年》“主撰”之双重身份力攻胡适的重大举措.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也在打道回府后成为公私兼顾的“教授”和“同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适回国后竟能让一个历来我行我素、刚愎自用的职业革命家陈独秀在“不谈政治”的约定中斯文转世.用胡适后来的话说即是,他的加盟使得这样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胡适致汤尔和（稿）》,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三年版,611页）不至于一意偏执、决意孤行.胡适在晚年口述中说给唐德刚的那句话—“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干扰”—也佐证了胡博士和陈独秀当初在思想文化运动理路上的大相径庭.胡适所注重的“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一九五四年版,8页）,恰和陈独秀那多重性、复方性、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运动”中右翼文人的据理力争及其微词不断也就顺理成章了.就此而言,如果我们不否认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定位无法离开那个众所周知的西方参照系,那么我们说,启蒙运动的关键就不在于诸如“概念合法性”“历史关联”和否等悬念,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启蒙思潮冲刷的河床的神似,哪怕是（同床）“异梦”.
二
季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判断,就是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晚清知识分子已经全盘、广泛地接受了“常识化的启蒙理念”,而且这一“理性化话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想象”已经被知识界主流“服膺”.
我们知道,无论是启蒙思潮或说启蒙运动,都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话语而存在,不是单靠几个抽象的名词、概念和话语就能存活的.无论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意识形态之不断单一、僵死、封闭化的“启蒙”（我是在教化及其运作形式意义上援用的）,还是欧洲十八世纪以来逐渐多样性、灵动性、开放性的启蒙,最后都会作为一种文化和思想的样本而存活.单有抽象的概念、好听的名词、生动的话语来横空出世,必然会走向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结局：可以风行一时,但无法根深叶茂,大风吹落之后无非是漫山遍野的枯叶.就晚清的情形而言,中国的知识界不乏大声疾呼乃至振臂高呼的先知先觉,但总的来说在主流意义上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这样一种格局已经成为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共识和常识.进一步说,即使有诸如自由、 、平等、独立、博爱等等启蒙核心价值观概念、话语的频繁出没,也并不代表彼时彼刻就已经将西方的启蒙运动之系统观念一网打尽、“广泛接受”,甚至成为知识界烂熟于心的理性化话语.不然,我们就真的无法解释新文化运动是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不全面”之“补课”一说.补课一说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关键还在于它抓住了事件的“根本”：缺乏广泛性的“全面”,达不到深刻性的“彻底”,所以才有了一场针对辛亥革命以前所有循序渐进启蒙的超常规质变.当然,这场刨根问底为主题的启蒙并非横向的超越,而是对循规蹈矩之现代性历史演进的纵向超越.
正是因为“五四”一代充分认识到上几代先驱者未能将西方启蒙运动核心价值观予以充分的“常识化”、系统化,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才有了力求“广泛接受”、补齐短板的升级接龙.对此,陈独秀有着清醒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安营扎寨之初,陈独秀就在其呼风唤雨的思想大纛《新青年》上将“年来政象”和“今兹之役”分析得明白无误.这也是他之所以死死拖住“德先生”“赛先生”不放的根本原因.对先知先觉已经走过的长时段历史心路,他认为这是一个中西冲突不无曲折但又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自“明之中叶”“清之初世”“清之中世”“清之末季”“民国初元”到“今兹之役”这六大时段：“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 .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至于今日,综计过境,略分七期.”“过境”时段综合为“六大”板块,而这六大板块中的“今兹之役”又可以细分为上下两期,即“三年以来”和“自今已往”.言下之意,对“三年以来”的名为“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失望至极.但失望却不能绝望,回望来时的路,陈独秀唯望“自今已往”之“新旧思潮之大激战”能百尺竿头：“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一卷六号）这“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就是继“政治的觉悟”之踵,随之而来的被断言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的觉悟”.在陈独秀那里,启蒙无疆,一代又一代知识先驱“稍逊 ”：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摇摇摆摆的西向行走一直在路上,全面深化的一次行走“还看今朝”.面对先驱之路,一方面是必要的历史铺垫,不能为此灰心丧气、轻率悲观；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前路凄迷、水深火热,不能盲目乐观.
新文化运动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重申启蒙再新文化运动名实为关于新文化运动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新文化运动内容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