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本文是一篇关于问责制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关键词：风险社会；政府官员问责制；责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078-05
自2003年“非典”疫情中的政府官员问责风暴以来,政府官员问责制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政府官员问责制建设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例如,政府官员问责制由以往单纯的问责“有过”,发展为问责“不作为、乱作为”,问责“慵、懒、散”,问责“不良工作绩效”；由以往单纯的事后责任追究,发展为制度性、经常性地询问和质询职责履行情况.这些变化说明：政府官员问责制正处于制度创新的过程之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功能已不再局限于对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官员问责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应占据着重要位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官员问责制应当承载起哪些制度功能?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
一、风险社会视野下政府官员问责制的使命
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学者贝克创立的.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1992年马克·里特将该书译成英文,风险社会理论逐渐为西方学者和公众所认识.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风险社会’”[1]2,“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1]3.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风险社会就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第二阶段,与全球化基本同步.在风险社会阶段,“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15,“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1]16.
在中国,对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自古有之,为什么在“非典”疫情之后,这种制度被冠以“问责制”的新称谓,并且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成为各级政府近年来着力发展的一种制度形式?这些变化都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非典”疫情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产生的一种有害的副产品.政府官员问责制在化解这场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场深刻的危机中,人们认识到了政府官员问责制的潜在价值,并且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
政府官员问责制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风险社会时代的必然要求.随着现化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由人类不断发展的知识所造成的风险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由人类实践活动导致的风险不断向全球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社会风险缺乏有效应对和治理,一旦时机成熟,各类隐性的社会风险便会转化为现实的危害.如何应对风险社会时代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政府作为应对社会风险的主导力量,在各类制度建设中都应当把风险社会这一时代背景摆在首位进行思考.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赋予了政府官员问责制新的内涵,与此同时,风险社会时代也不断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使命.
第一,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
政府官员的权力从本源上是由人民赋予的,是一种公权力.如果这种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与监督,就会产生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现象.在风险社会,权力滥用不仅会损害公共利益,还会引发各类风险.
风险社会中权力滥用的一个独特表现形式是政府官员在风险分配中的权力滥用、风险分配权掌握在有权界定风险的人手中,其中就包括了政府官员.他们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往往被看作是科学理性的化身,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来定义风险,消除风险.当通过科学方法无法消化风险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分配风险.由于处置、避免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不同的阶级、阶层、职业、受教育群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承受着更多的风险.在风险分配过程中,如果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依据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把风险从中心向边缘分配,让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去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社会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处在边缘位置上的人群不可能完全被动地接受分配给自身的风险,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反抗进而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与风险社会发展相伴随的是那些因风险受折磨的人和那些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1]52这种敌对关系是引发各类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形态的迈进,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增强处在边缘位置上的普通民众在应对风险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冲击风险分配中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一方面挑战着既有的权力体系,一方面解构着风险分配权.因此在风险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冲突极易引发各类社会风险.为了预防这类风险,政府官员问责制必须担当起以责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重任.
第二,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应对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主要来源于对政府公信力的历史与现实考量.
问责制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问责制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问责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