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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千年前古人论文范文资料 与千年前古人怎样搞环保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千年前古人范文 科目:硕士论文 2024-03-03

《千年前古人怎样搞环保》:此文是一篇千年前古人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生态保护,无论古今,都是一个重要话题.宋代人虽没有高科技,无法做出空气质量报告,也不能检测水质、土壤、噪声、电磁辐射等,但他们在资源开发、尊重自然等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放开还是保护,皇帝也很纠结

宋代中前期,皇帝总体比较体恤百姓,为避免官府与民争利,曾多次下文开放山泽,官府不得随意插手.淳化元年二月,宋太宗在《诸处鱼池任民采取诏》里指出,各地江河、湖泊、池塘,以前都归政府管理,老百姓没份儿,从今以后,祖国大地的水产,任民间渔捕.如果自家吃,白吃不收钱.如果贩卖,缴点税就行.

但朝廷一松口,地方就反弹.宋代人口众多,崇尚奢侈,既然皇帝规定任由百姓采捕,全社会立马积极行动.大伙儿就使劲儿捕鱼打猎,于是导致“川蕴中贫”.陆游曾感慨:大宋早先用有度,取有时,捕有法,没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很好.如今全民行动,过度捕杀,导致危机重重.

话说江西鄱阳城北有个土湖,彭汝砺《土湖记》记载,该湖地理条件优越,西南连大江,东北枕平陆,傍山阜,接稻田,水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周遭百姓在湖中讨生活,“水春而聚,菱夏而生,秋采其实,既冬而渔.日计不足,岁乃有馀.自子孙取采于斯,彼之生出无穷尽,而我取之亦未尝既.”后来,当地居民通过合作,采用新技术打捞湖产品,开挖沟渠,放干湖水,湖中生物被一扫而空,以致生态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入湖捕捞,较之从前,“十才一二,民日益贫”.百姓愚昧,以为上天发怒,遂花钱祭祀,但效果全无,反受其累,越发贫困.

没办法,皇帝只好下令保护动物,诏令百姓,不准随意张网捕捉鸟兽虫鱼,特别不能损伤鸟蛋幼兽.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宋真宗更是严格要求,每年春夏期间,正值万物竞长之时,各州府要到民间收缴粘竿弹弓罗网之类的“作案”工具,否则严惩不贷.

明眼人一看,其实皇帝的目的不是禁渔猎,而是要求广大群众选择合适的季节渔猎适量的成年动物,避免造成杀鸡取卵式的破坏.

宋代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顺物之性”源自庄子.《庄子·养生主》云:“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把雉关进笼子,养作宠物,固然生存条件变好,却违背了雉的自然之性.宋代在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禁止或反对捕捉野生动物为宠物,从两个皇帝的诏书可见.一是端拱元年二月,太宗皇帝下诏,“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二是天禧三年二月,宋真宗颁诏,谆谆教诲臣民,禁捕山鹧鸪“以为玩好之资”.

既要“顺物之性”,那就得尊重生命,于是“戒杀放生”在两宋很流行.

宋真宗治国水平不高,却心比天高,曾学秦皇汉武去泰山封禅.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这位皇帝发了个奇葩诏书,要求农民在十月以后才能烧火田(在田里焚烧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烧死昆虫.不过保护的是害虫还是益虫,天知道.

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从不杀生,退休后住在南京,“每得生龟,多放池中”.诗人陈与义,不缺钱,写过《放鱼赋》,记叙某人竭泽而渔,无数鲜活的鱼虾命在顷刻,诗人万分心疼,赶紧掏钱买下放生.

朝廷也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据统计,《全宋文》中收录放生池碑记和讨论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代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于当时理学之“仁”.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爱人,仁之事耳.”程颢尝见一蝎,“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反复思虑,终于未杀.可见“仁”的直接影响力之大.

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陈尧佐的《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作《发蝗虫赴尚书省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姚炎的《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两千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11虎,朝廷予以奖赏.

杀生可谓“不仁”,是“贱物而爱人”,没有体现“仁民而爱物”.最佳的选择是人和物“全而兼爱”,具体来说,就是让野生动物和人类各得其所,各有合适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扰,互不争夺资源,和平相处,自得其乐.

一千年前就有退田造林

宋代改湖造田,集中在江南,尤以宁波、绍兴等地为多.一些地方豪强出于一己私利,建议官府开放改湖造田.一些官员,或因有利可图,或为政绩工程,打着为国兴利旗号,建议围湖造田合法化.南宋初年,太湖附近驻扎大量军队,利用人多、有组织、地方政府难以干涉等优势,大规模围湖造田.

但改湖造田也造成了危害,宋人对此多有论述.鞠仲谋的《连江县重濬东湖记》,郏亶的《上苏州水利书》,舒亶的《西湖记》《水利记》,王廷秀的《水利说》,史才的《围田利害状》,薛徽言的《论湖田奏》,王十朋的《鉴湖说》等文章,均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退田造林.一是改湖造田虽貌似增加了良田和粮产,但水旱调节功能减弱,周围农田易遭水旱之灾而荒芜歉收,总粮产反而减少.二是改湖造田会改变当地的生物群落结构,破坏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导致食物总类减少.三是改湖造田也影响该生态系统为人提供美感的功能.

宋人关于改湖造田的论述,对后世应该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朝廷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修筑堤坝,植树造林,赤膊上阵,挥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员和百姓,在这方面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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