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湖北三老》：本文是一篇关于三老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何镇邦,曾用笔名霄峰、方榕.福建云霄人.历任北京回民学院、北京回民中学教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研究人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研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特别顾问等.一九五九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流变》、《文学的潮汐》等文学评论集,《笔墨春秋》、《文化屐痕》、《文坛杂俎》等散文随笔集,主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等大型书系.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获第二届当代文学研究奖,评论《诗的报告》获第三届乌金奖,评论《呼唤革命英雄主义》获《解放军报》文艺评论奖.近年来,多次应邀到北美、东南亚和港澳台访问讲学.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湖北籍的作家、戏剧家、诗人、文艺家灿若夜空星星,张光年、曹禺（万家宝）、陈荒煤、秦兆阳、李健吾、严文井、王元化、邹荻帆、曾卓等等,均为人们所熟知.我这里所说的湖北“三老”,指的是张光年、陈荒煤和秦兆阳,他们均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生前均同我有些交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他们,我有话要说,而且说起来颇有点意思.
张光年
张光年,原名张文光,笔名光未然.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镇（现为老河口市）一个旧式钱庄职员的家庭里.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革命生涯和文艺活动均极其丰富并富于传奇色彩.他十五岁即加入中国 ,一九三五年冬,他创作独幕剧《阿银姑娘》,其序曲《五月的鲜花》唱遍关内外,传唱至今.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延安养伤时创作的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一举成名.后又赴重庆,到缅甸,回云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又辗转到达当时的北平,翌年又由北平进入晋冀鲁豫边区,担任过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和华北大学第三部副主任.解放后,先担任 戏剧学院教育长兼创作室主任, 艺术局副局长,《剧本》月刊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一九五七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和《文艺报》主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中国作协创作 工作,是时张光年正担任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
第一次同张光年打交道,是在一九八二年年底.首届茅盾文学奖,从该年春天启动,在香山昭庙办了两个月的读书班做初选工作,一直到同年十二月下旬在北京颁奖,进行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参加了评奖的全部工作.记得十二月下旬的颁奖活动在北京北新桥的华侨饭店举行,颁奖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进行的,颇为隆重.在颁奖活动中,同时举办为期三天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创作座谈会,全国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名家均云集于此,记得丁玲、杨沫、韦君宜均出席座谈会,并发了言.张光年的发言放在座谈会的最后,说是发言,其实是总结性的报告.他发言的题目是《主要问题是创造典型人物》,只有个发言提纲,即兴讲来,大概有两个多小时.于是事先要我作记录（那时好像没有录音机）,并于会后整理成文.发言的开头归纳了四句话,十六个字作为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标准：“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接着就重点阐述关于创造典型的问题.他在发言中对“典型”这个文艺理论中的重头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给典型下了这么一个看似浅显却很深刻准确的定义：“典型是有某种普遍性社会意义的个性描写.”在提出这个定义之后,又从各方面结合创作实际进行论述,看来对这一问题是有过深思熟虑的.在我把文章整理出来后交他审定,可他一直压着不发,只在作协的内刊《作家通讯》上发过,到了九十年代初,他的论文集《惜春文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此文才收入这个集子.他送了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上这么一句话：“镇邦同志：此书中谈典型问题一文,是由你费心整理的,谨向你表示诚挚的感谢！张光年又及”因为有了这么一句让人心里感到温暖的话,此书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柜里.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七日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行.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作为大会简报组的工作人员也有机会同张光年同志接触.因为是工作人员,提前进会并推后撤离,在京西宾馆住了近半个月,并在那儿过了一九八五年的新年.张光年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长篇报告,报告是在会议开始后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作的,提出了“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等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颇大的争议.报告是从一九 年春天开始就组织专门机构起草,几经周折,内情我也略知一二,可以说出来颇不容易.这次会议的会期长,其间传闻花絮当然不少.记得其中有一传闻,记忆犹新.大会上决定,新的一层作协书记处除常任的书记外,还准备设三名值班书记,由外地借调入京,工作几年再回原单位.很多人想谋取值班书记的位置,当时在某省文联工作的某某就是积极谋取的一位.他直接找到张光年在京西宾馆的住处兼办公处,要求到中国作协当值班书记.可能是光年认为某某并非理想的人选,于是有些犹豫,推说“贵省文联领导同志恐怕不放人”.某某听后就当着光年的面给领导拨电话,其领导正想借此机会卸掉包袱,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在电话中表示服从工作需要,愿意放人.这下子张光年怕面子上过不去,只好表示同意了.就是这样,“四大”之后,某某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到中国作协担任值班书记,在书记处的序列上名列第八,自称“老八”.过了几年后,那两位分别回去了,只有某某正式调入,有一时期,还进了作协党组,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中国文联的副主席,权倾一方.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参和《张光年文集》的编辑工作,常到光年同志家工作,乘便核实了当年某某进作协担任值班书记的传闻,光年同志证实了上述的传闻.可见,张光年做事也有优柔寡断的时候.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从一九八四年年底启动,一九八五年年初开始初评,评选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颁奖.由于我在评奖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于是同张光年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是年四月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初选工作（此前已于四个月前把报评的作品分别寄给参加初选的二十多位评论家和编辑,以便让他们仔细地阅读）；九月又在同一地点召开评委会,进行二十余天的评审工作,二十几位评委均参加会议.那时每位评委的评审费只有两百元,陆文夫建议不发给个人,集中在我手里作为加餐费用.作协分管财务的同志劝我不要这样做,说张光年这一关就过不去,因为光年每一分钱的收入都要回家交给夫人的.为此,我和陆文夫在会上向光年同志询问：如果要拿回家交账的话,这两百元钱可以发给他.他乐呵呵地回答说：“没那么回事,留下一起加餐！”每人的两百元评审费扣在我手里,除评委会期间加餐外,最后一次是在作协 后到位于东四路口的“闽南酒家”用余款聚了一次餐,光年和大家一起很开心地吃了我的闽南家乡菜.因为时近新年,我还嘱咐老板给每位发了几颗水仙花头,光年同志和各位评委们就更高兴了！
评委会小范围统一认识的会有时需到张光年位于崇文门外南河沿的家里召开.参加这种小会的通常有冯牧、唐达成、谢永旺、韶华、顾骧和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张光年家里做客.会上的气氛既轻松又紧张,光年对我这种小字辈倒是挺亲切和蔼,可是对他的同事就显得很严肃.冯牧平常在我们面前侃侃而谈,可是到了张光年跟前便说话不多,且谨言慎语,这使我感到诧异,也感受到张光年的威严.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结束后,时任鲁迅文学院院长的唐因一直动员我到他那里工作,坚持到一九八七年年初,我终于抵挡不住,被调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此后的十多年间,很少见到光年同志,只间断地听到过他的一些消息.直到一九九八年秋天,我快退休了,应我的朋友诗人孙毓霜之邀,到他当总经理的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指点企业文化,编一张企业报《长城润滑油》.此时,适逢文友们要集资为张光年庆祝八十五岁寿辰,我便把孙经理拉上.后来,孙经理就成了光年同志的诗友,光年还为他的诗词集写了一篇短文《初读孙毓霜诗词集》,发在《长城润滑油报》上,并收入《张光年文集》第三卷文艺评论卷,作为此卷的压轴.大概从此之后,我同光年同志的来往多了起来.一九九九年春节前,王蒙和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座谈会,是我帮着筹备的,在我的动员下,光年同志带病出席,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
三老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湖北三老为适合不知如何写三老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三老五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