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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1960年代第一批报道铁人王进喜的记者,也是1970年代第一个报道张志新冤案的记者.1980年代,他的报道引起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大调整.1990年代,他以记者之身转任地方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在长达11年的任期中,亲历和感受了官场文化.他叫陈禹山
今年夏末的一个中午,70岁的陈禹山站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住宅小区门前迎候记者.他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穿一件 T恤衫,上面还印着迎接北京奥运的宣传标语.“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不要钱的.”陈禹山以略带戏谑的口气说.
陈禹山把自己30多年的记者生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几年主要是为 路线唱赞歌,后十几年主要是批“左”、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
从“宣传 ”到“清算 ”
陈禹山是广东台山人,青年时期,他在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英语专业,研究莎士比亚.陈禹山笑称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积极向组织靠拢,“我在中大上学时,有位老师写了篇小说《勇往直前》.学校党委认为他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文章批判他.他们不找中文系学生,却来外文系找我,让我按他们的调子写.”
1965年,新华总社来中大招收毕业生,校党委推荐了陈禹山,说小陈这个人是能写的.陈禹山到北京当记者后,写了许多报道,大多是有关“ 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以及“延安的小学生包了一棵小松树,千里迢迢到北京送给 ”之类新闻.
“ ”结束那年,陈禹山39岁.他说,别人是“三十而立”,我30岁了还趴在地上,人家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发现错了,也不敢说话,否则人家就要抓你的反革命.我是“四十而立”.
那一年,他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强烈的反思.“以前我们都吹‘ ’多么好, 同志多么好,突然 把他们抓起来了,我的顶头上司也抓起来了,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全是错的,思想简直乱套了,从中学时代就想做个好记者的伟大理想破灭了,强烈痛苦⋯⋯”
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几年的陈禹山,决定离开这里,“原来我把记者当作一个很好的职业,紧跟‘ ’浪潮,做耳目喉舌,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无任何意义,老子不干了,不搞新闻了！”
就在陈禹山办好了调出新华社的手续,准备去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时,他遇到了一位熟人,时任《光明日报》的副总编.“他跟我说,小陈,你不能去出版社,还应该干记者.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是清算 路线的时候了.你还年轻,到我这里来吧！”
于是,陈禹山就没去出版社,而是调到了《光明日报》记者部.在此之前,1978年,陈禹山给新华社写了篇年终稿:《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那时,记者写文章刚开始恢复署名,陈禹山的稿子作为A稿,署了他的名字,在报纸头版登了整整一版,全国很多报纸都是整版转载,陈禹山一炮而红.
“陈篪那篇稿子,为什么影响那么大?”陈禹山自问自答,“陈篪是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思想体系和当时提倡的很不相同.单位里每周有3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批白专化道路.陈篪每次拿本业务书,去政治学习会上学业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学政治不重要吗?陈篪说,学政治也重要,但开神仙会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也活下来了,还繁衍了那么多后代,现在我们号称生产力发展得多么先进,为什么还会饿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写这篇报道的主题非常简单,就是要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认为这是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之初,最重要的一篇报道.”陈禹山自豪地说.
“当记者就要搞大事”
1979年,调到《光明日报》后,凳子还没坐热,陈禹山就去辽宁采写张志新事件.陈禹山说:“张志新的可贵之处,是她批判了当时的 路线.她有没有骂过林彪、‘ ’?有一点点,很少.但我当时写稿子,只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 ’,这个事也不对.我在报道里加了一句‘张志新怀着对伟大领袖 无比崇敬、热爱的心情,对 的某些工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一句话里看出点什么.但是,大量的读者来信,没有一个敢提出这个问题的⋯⋯”
陈禹山对此作了很多反思,他说:“‘ ’中我们也干了很多坏事,宣传 路线.那时候只能听话,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错的,只知道誓死保护党 、 .”
1982年,陈禹山又写了蒋筑英.那时,陈禹山正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冤枉了, 划了50多万人.我和我的二妹夫是同一间小学毕业,他小学毕业就回家耕田了,然后参军,当了营长.他的工资收入等于我和我爱人工资的总和⋯⋯”
该怎样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呢?陈禹山苦苦思索.一个去北戴河疗养的机会,陈禹山无意中听到了蒋筑英的故事.“我一听,马上产生了思想碰撞.”陈禹山兴奋地回忆,“我写蒋筑英,说他是知识分子中的雷锋,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现在讲错一句话,没有人抓你反革命,但那个时候,如果我感情用事,赤膊上阵,不但不能为知识分子呐喊,我陈禹山又出麻烦了⋯⋯报道发表后,我在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干部大会上做报告,听众问我蒋筑英为什么会死?我不讲当时的政策不好.我说,蒋筑英这个人就像一盏油灯,旺旺地燃烧自己,但没有人给他加油,所以他的生命很快熄灭了.”
但陈禹山最满意的作品,并不是以上这些,而是赞扬农村改革、批判人民公社制度的《“要饭县”翻身记》.“当时的形势已很危险,如果没有农村改革,8亿农民没饭吃,我们就完蛋了！我写凤阳的通讯发表后,影响非常大.凤阳县委来电话,说写凤阳的文章中,你写得最好！”
“我跟你们说这些,好像有些吹嘘自己?”陈禹山谈会儿往事,就要哈哈笑着谦虚一下,“我的经验是,当记者要搞大事,对国家、人民有意义的大事,一年搞一次,就行了.”
1984年3月,陈禹山第一次来深圳采访.他是 大报记者,深圳市委车接车送,下榻在迎宾馆,“那是 部长级人物来深圳住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不管去哪里采访,都是当地负责接待,吃、住不要钱.”陈禹山回忆道.
但是到蛇口就不行了,这里讲的是市场经济.接待单位介绍陈禹山住在招待所,自己掏腰包,一天吃住30元.陈禹山在蛇口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住下来了.他当时工资不高,长期住在这里也吃不消,就想尽快采访完,回北京写稿.
在蛇口的一次聚会上,陈禹山认识了袁庚.他采访到的材料太多了,不能只写一篇通讯,就搞了本书出来,编好后送给袁庚过目.“老头子很高兴,说‘把那个姓陈的留下来’！但是,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袁庚邀请我全家人来深圳转了一圈,家人认为深圳的学校比较糟糕,不想来.”
这时,恰巧有一个机会,陈禹山由《光明日报》调到了《人民日报》香港办事处.到香港工作后,他就经常来蛇口和袁庚会面.陈禹山说:“我和袁庚许多想法、追求都一致,我们不谈怎样做生意,谈的都是党内 、政治制度改革等问题.我对他有一个重要价值,他原本就是个‘特务头子’(袁庚曾任 调查部一局副局长,‘ ’中被康生打成‘特务头子’),非常注意信息的搜集.我每次从北京回蛇口,他都立即叫上我,去他最喜欢的赤湾港,坐上一只小船转悠,向我询问 的最新精神、最高层政治形势的变化等.”
在蛇口,袁庚还搞了新闻制度改革,如稿子不用送审,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领导,包括可以批评袁庚本人等等.陈禹山认为,蛇口的改革本身是成功的,但蛇口经验没有得到推广;在袁庚退下来后,蛇口的改革进程也夭折了.
热闹中的一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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