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体化视域下当代文学运动史料》：此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当代文学运动特殊性及其史料的历时演变
有学者前几年在谈及古今文学异同时,曾把中国古代文学说成是“自然成长型”的文学,而将五四以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称之为是“目的引导型”的文学①.所谓的“目的引导型”,是指它不是从生活的土壤上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而更多是借助于某种理论的导引或外在强力推促的结果.此论甚当,我深表赞赏,认为是很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中理论占有两卷（建设理论卷、文学论争卷）,就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它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新旧观念碰撞之激烈.从此之后,文学似乎改变了原有的轨道,沿着这样的理路推进：即往往先有理论后有实践——先有〈《讲话》〉,后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先有《钟山》杂志提出的新写实概念,后有《烦恼人生》《风景》等新写实小说,带有明显的逆向性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也有观念的碰撞及其文学运动的发生.如唐宋古文运动,它虽和政治甚至和当时皇权的推助不无有关（唐代古文运动倡导的“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的文风,就和唐玄宗的励精图治、革除武后以来的奢靡之风不无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它还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主盟文坛”的领军人物顺应时代社会发展之需,以其不凡的才力和地位施加引领和影响的结果.用台湾学者柯庆明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主盟文坛”的文化精英,“不仅独善其身,自我完成,而且更是能够栖栖惶惶地接引同志,奖掖后进,甚至号召群众.因此他们不只影响久远,成为文化传统中永不熄灭的火炬,而且更是开创了风云际会的时代潮流的吹鼓手.”②而在古代文学领域的概念及阐释体系中,它是将少数居于文坛的“典范”地位,并对整体文学及其走向产生辐射影响作用的文化精英的文学实践活动称之为“文学运动”的.这和现当代文学有关“文学运动”的概念内涵,尤其是以激烈的文化批判方式更新文学观念、推动文学发展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以上讲的是古代文学运动,那么现代文学运动呢,它和当代文学运动又是处于怎样一种关系?和古代文学运动相比,应该说,当代文学在“目的引导”方面和现代文学并无多大的区别,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现代文学“目的引导”的承续和接着说.尤其是和左翼文学及延安文学一脉,更有一种内在的血缘的关系.但稍加辨析,彼此的区别还是十分显见的.这里所说的区别,不仅是指其“目的引导”更突出,指向更明确,更是指它被纳入强有力的“一体化”体制之中,使之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这是当代文学运动不同于现代文学运动的独特之处,也是同样强调文化领导权, 不同于葛兰西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之,它也自然给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带来了为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所没有的貌态和特点.
有必要解释,此所谓的“一体化”,如作结构主义分析,它是由“高端决策— 贯彻—底层响应”三个部分组成.这个机制是学苏联的,它已成为掌控当代文学的主导方式.按照主流政治的文化想象和基本设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原本就充满了斗争,加之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所以就使得这种斗争显得更为尖锐激烈；而文艺作为“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重要“大军”,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政治,也为了“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放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 ,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③,就更要持续不断地开展这种批判和斗争,并将其上升为带有普遍永恒的哲学命题及其掌控文学的基本方略.这一点,只要参照 1957年在审阅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所加的上述转引的这段话,以及他对在历次运动中扮演组织者和批判者并最终小赢于对手的周扬所作的“政治上不进展”、“政治性不足”、“下不了手”的严厉批评,就不难可知.大量事实表明,当代文学领域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其实就是“斗争”在被极度夸大了的文学政治化年代的折光反映.当最高决策层感到其文化想象在现实中受阻,无法有效地得以贯彻实施（如要求《人民日报》《文艺报》转载两位“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遭到了拒绝）,这时候,他们就从“幕后”直接走上“前台”,诉诸之于政治权力,通过发动运动方式扫除障碍,强力推行.这种情况,在十七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以及反右运动中,均有突出的表现.于是,原来左翼一脉存在的强大的批判斗争思维,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就被有效地继承、放大和激活,并和现实中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缠在一起,成为1949年后文坛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正是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批判,包括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也包括对左翼内部非主流文艺思想的批判,主导政治意识形态最终确定了它在文学领域的文化领导权.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就給我们留下了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别具“中国特色”的体系化的文学运动史料.
需要指出,“一体化”体制的主体是人,它由人来执行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其 文化忧虑重心的嬗变,随着 、 、姚文元等逐渐得势并取代周扬之后,文学批判运动内涵随之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不仅较之以前更严厉决绝,而且由原有“单一”的外部社会的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向现在“双重”的外部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的维度转移,并侧重于后者.因此,60年代文化批判较之50年代,更多将矛头指向周扬等当时文艺界的实际领导,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成为那时的主潮.“ ”中被“ ”定为“黑八论”的有关理论主张,基本都来自那个时期.这样,在运动过程或后期,再也不复出现周扬曾经有过的所谓的“摇摆性”的“修复”和“修复”的“摇摆性”,而是变得十分刚性.所以批判的结果,一场复一场,大批作家纷纷中箭落马,到了“ ”,除浩然等外,所剩的作家无多.姚文元就是从这个时候扶摇直上,发迹走红,而成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的.他在1957年写的那篇颇获领袖赞赏的《教条和原则》和随后所写的《再谈教条和原则——和刘绍棠等辩论》,和 此时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之间,是有联系的.至于1964年出版的《文艺思想论集》（1958年曾以《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为书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次）,更是全部围绕“修正主义”这样一个关键词来做文章,其锋芒所向,几乎覆盖了革命文学史从创作到理论、从历史到现实的“修正主义”的各个方面,甚至“ ”中文艺大批判的所有主流命题和话语,都已包括在内.而“认为修正主义取代教条主义成为主要敌人,这是 的一个重大思想演进.反对修正主义,开启了 的晚期历史,是他晚期思想和行动的母题”④,也是他晚年最大的文化忧虑所在.他在两个“批示”中批评文艺界,在最近几年,竟然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⑤,均由此而来.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批判运动的转型升级.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至此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场席卷中国十年之久的更大的政治风暴,不可避免地降临.
当代文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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