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在南京沦陷区的少年时代》：本论文可用于少年时代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少年时代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我的少年时代曾在沦陷敌手的南京度过,痛苦地尝到了当“小亡国奴”的滋味,现在回忆起来,感慨万分.
20世纪中期的南京,作为民国政府的首都,南门改称“中华门”,开辟了一条并不很宽的马路叫“中华路”,靠近城门有一座南门桥,桥西有条“篾街”,后称糖坊廊,巷子中间住着祖父母、寡母、我和妹妹.祖父很会经商,1930年在中华路南端开了一家棉纱颜料店,所以生活还算富裕.我从小被娇生惯养,显得懵懂而胆小,可是不久苦难的日子便降临了.
随表叔逃难安徽,一年后被迫重返南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当年8月,日机几次轰炸南京,老百姓开始熟悉“呜——呜——”的防空警报声,这刺耳的声音令人心惊胆战.篾街街头有一家铁匠铺,主动挖了个小小的防空壕,里头漆黑,但很坚固,听到警报的邻人便纷纷逃进里面去,但铁匠并不怕,站在土堆上仰望天空,看见守军的高射炮打中了敌机,便大声喝彩.我家里抬来两张大八仙桌,桌面上堆起两层棉纱包,那原是准备出售的货物,就地取材,桌子底下铺两层棉被,构成简易防空壕,一拉警报就叫我和妹妹钻进去坐在棉被上,老祖母拿把椅子坐在外边守护.炸弹在邻近爆炸,妹妹用小手掩住耳朵,祖母流著泪说：“孩子,这不是打雷.”
随着战况的不利,南京变得岌岌可危,有个表叔是西药商,经常走南闯北,提议组团离开南京,向西往安徽去逃难.老祖父舍不得辛苦创业的店铺,决定让寡母带着我们两兄妹随表叔同去,年迈的祖父母留在南京守家.以表叔全家为首的这支逃难队伍,在1937年9月出发.记得出发时在南门桥头遇见几个抗日军人,形象与火柴盒上画的29军打扮相似,挎着斗笠,穿着草鞋,背着大刀,打着绑腿,其中一人还给我嘴里塞进一颗糖炒栗子.逃难队先是坐船沿江而上,到芜湖农村,但没有多久,芜湖便被日军占领了,逃难队沿公路奔往合肥西边六安这座不大的县城,因为人数众多,想方设法住进称为“陶家花园”的院落,那时园中的牡丹、芍药还未完全凋谢,依然发出残香,这队逃难人马一直住到天下大雪,这时便听说南京失守了,大家痛苦无奈地进入苦难的1938年.忽然有一天下午,六安城拉起刺耳的紧急警报,瞬时炸弹声从远而近,很有节奏地越来越响,最后一颗炸弹声音震耳欲聋,“咣当”一声在隔壁爆炸,后来发现那几间民房炸成了废墟,墙上溅满血迹,挂着炸断的手脚.看来合肥和六安也快沦陷了,于是逃难队迅速向西南前行,最后到达名为“流波幢”的乡村（现属安徽金寨）.随后,安徽半壁河山陆续沦入敌手,便商量着还是回沦陷区的南京吧.1938年夏,这支逃难团队曲曲折折地返回南京,这时老祖父的棉纱颜料店先被日本兵抢光,然后放一把火烧个干净,只有堆藏在篾街旧屋里的少量货物还在,祖父一生艰苦创业,被日本鬼子弄得血本无归,风烛残年又没有精力东山再起,很快就忧愤成病,卧床不起,他拖着病体对表叔千恩万谢,表示没有经济能力偿还他付出的费用,而表叔却说那是亲戚之间应尽的义务,谈不上经济偿还,国难当头,谁能保命?孩子们平安回来就是幸福,让他们长大了报仇雪恨吧！
国破家亡,苦难度日
1939年祖父病故,两个寡妇带两个小孩,已经没有生活来源,只好腾出家里一大半房屋租给卖布为生的四兄弟,就用这一点房租勉强度日.房客中老大是个经商挣钱的顶梁柱；老二的妻子被几个鬼子,染上严重的妇科病,成天躺在床上哭泣；老三年轻力壮,帮助做买卖；老四是个文人,近四十岁还没结婚,经常出去找文友吃茶发牢骚,痛骂日本人.有两回进来三个日本兵挨屋搜查,用上的对木板壁乱戳,幸好男人们都出去挣钱,老弱妇孺没有表现出什么破绽,便耀武扬威地走了.因为家里有一道通往璇子巷的后门,有一天忽然闯进一个中年人,对我们摇手示意,然后飞快地打开后门跑了出去,那人可能就是日本兵要侦查的义士,但老百姓从来不透一点风声.当时传说有个武功极好的老头子,尾随三个日本兵进了窄巷,四望无人,他拦腰抱住最后面那个鬼子,用膝盖猛顶其裆致其死命,前面两个鬼子一回头,他发力猛扑使其对撞而死,然后把三具尸体丟进枯井覆盖,所以后来日本人再也不敢进窄巷巡逻了,并且在大街小巷的口子墙壁上,刷上石灰以蓝色书写“仁丹”“老笃眼药”巨大字样的广告,根据不同的排列形式,示意这些巷子性质如何,有无危险.
那时我每天到一位塾师开办的蒙馆去读《幼学琼林》和《千家诗》,后来年长十岁的表姐提出,邻近许多孩子都上了小学,而我还在读私塾,恐怕跟不上时代,便主动与她熟识的小学校长联系,让我插班进入高小读书.有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水与火》,我写成一红一白两个巨人在比武,竟然带有童话的味道,老师不信是8岁孩子的作品,再三追问是谁,还是表姐证明家里根本没有的人,老师才刮目相看.小学毕业的时候作文题是《别矣母校》,我写得感情动人,老师赞不绝口,故以毕业成绩全校第一升入市立第一中学就读.此时在日寇操纵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虽然仍旧打着原来旗号,但旗杆顶上加了一块的尖角旗,上写“和平反共建国”6个黑字,大家对这屈辱的黄布条非常反感,第一中学内也从不升旗.
在汪伪治下读了初中的我,似乎告别了童年的无知,逐渐感受到国破家亡的苦味.我家附近的中华门城门口,左右两边各站两个日本兵,端着上了的,农民挑柴挑菜进城来卖,首先要放下担子向四个日本兵一一鞠躬,如果弯腰的度数不够,日本鬼子就用穿着马靴的脚使劲踢,或者用托猛打；然后还要搜身,用扎那捆紧的柴禾,怕里面藏着械.有一天我放学时走上南门桥头,对面来了日本宪兵没有对他鞠躬,我被一脚踢到桥下,幸而水枯露出土滩,过路人很快将我拉了上来,那里正是抗日军人给我吃栗子的地方.怀着这样的深仇大恨,便和同学们专同日本孩子作对.中学隔壁有一条窄巷,侧面是日本洋行,巷口有个空场子,停放着洋行的吉普车.洋行里住有不少日本家属,他们的孩子经常到空场上去玩,同学们下了课也到那里玩,见了日本小孩抓来就打,让他们鞠躬,喊“中国爷爷”,否则不让他们哭着回家.那些日本职员知道了,见我们几个同学进来,就开起吉普车故意撞那些同学,在场子里盘旋,吓得我们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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