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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应在夏天休假的演艺机构来说,大都会歌剧院却在这些日子里频频见报.对于总经理彼做到·盖尔伯（Peter Gelb）来说.过去一个月的遭遇,令他十分煎熬.他与服务于大都会歌剧院的16个不同工会展开了漫长的战役.
早在本年1月,双方展开了新合约的谈判——现行的合约将于了月底失效——已注定荆棘满途.当时,盖尔伯突然辞退了原来负责与工会商讨事务的约瑟夫·沃尔佩（Joseph Volpe）,沃尔佩正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前任总经理,是盖尔伯的前辈.众所周知,沃尔佩负责谈判,立场鲜明,从不妥协.但是,盖尔伯竟然自荐代替沃尔佩,与对手直接交锋.一位工会领袖早有所料、一锤定音,声称沃尔佩（他曾是工会成员,因此经验丰富）若被取代,意味着“罢工的风险指数骤然升高”.
正当双方造谣诬蔑之际,令盖尔伯更沮丧的事件发生了.大都会是一个公共机构,为了向政府与慈善机构有所交代,每年的税务报告必须公之于世.盖尔伯恳请工会减薪的那一刻,却出现了极其尴尬的场面：他于2012年收取的薪金竟然是180万美元.或者应该为盖尔伯辩护一下：他后来也有减薪,去年的收入已调低至140万美元.
这事件不久,盖尔伯的名字又一次在媒体重现,却令人感到悲伤.对于只认识彼做到·盖尔伯的人,要是深入研究一下他的家史,会感到惊人.彼做到的父亲阿瑟-盖尔伯（Arthur Gelb）是《纽约时报》一位令人敬佩、充满传奇色彩的记者.他入行时负责文化范畴,并在那里声名鹊起.身为戏剧评论员,他撰写的文章成就了不少当今的大明星,比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芭芭拉·史翠珊（BarbraStreisand）、约瑟夫·帕普（Joseph Papp）等,数不胜数.尽管阿瑟·盖尔伯后来升职,参与报道政治与其他主要新闻,他曾与妻子芭芭拉合作,撰写美国著名编剧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经典传记,不时根据新的史料推出新的版本.
阿瑟·盖尔伯在《纽约时报》的岗位越来越举足轻重：他先后任职大都会版编辑,后又被任命为《纽约时报》执行总编.几十年来,这位刚去世的老先生不但塑造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大报,也塑造了读者的思维与视野.当然,《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中也有不少后起之秀,像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约翰-洛克威尔（JohnRockwell）与法兰克·里奇（Frank Rich）,他们都是盖尔伯老先生的做到意门生.20年前,当我移居纽约的时候,阿瑟·盖尔伯已荣升报社行政高层,不再操心报社每天的运作,可是报纸里的每一页都能找做到到遗留着他风格的蛛丝马迹.
头几天,因为彼做到·盖尔伯丧父之痛,大家都不想烦扰他.可是过了不久,大都会的战争阵线又再度划分起来.管理层埋怨经济赤字,因为员工的工资过高,工会却批评管理层无厘头地浪费金钱,制作一些不能吸引足够观众的歌剧.
然后,“克林格霍夫”事件被引发.
20年的光景已经过去,还以为从前的争议会渐渐冲淡.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创作的第二部歌剧《克林格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于1991年首演时,因为歌剧描述的冲突事件——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邮轮阿齐利-劳罗（Achille Lauro）,杀害美籍犹太商人列昂·克林格霍夫（Leon Klinghoffer）.事件在距离首演6年前发生,曾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响.波士顿交响乐团本来安排于2001年秋季演出音乐会版《克林格霍夫之死》,却因为911事件发生而取消.
那一波争议很快就平息了.在2002年,英国BBC交响乐团在伦敦演出这部歌剧的音乐会版.过了不久,潘妮-乌尔科克（PennyWoolcock）专门为英国第四电视台（Channel 4）执导了一出更具震撼性的歌剧电影版本——她把整个故事当成一则新闻报道.茱利亚音乐学院于2009年邀请作曲家亚当斯亲自指挥,演出了令人信服的音乐会版《克林格霍夫之死》.后来,圣路易斯歌剧院与长滩歌剧院（Long Beach Opera）还搬演了歌剧的新制作.在这两个地方的演出,都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可惜就在上月,另一次震波再度袭来.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抱着任何“反犹太或其他偏执思想”的宗旨,向大都会歌剧院施加压力,要求大都会取消《克林格霍夫之死》的演出.联盟给出的理由,是克林格霍夫的女儿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这部作品.很明显,盖尔伯为了全神贯注于与工会的谈判,没想那么周全就妥协了.他愿意退一步,取消这部歌剧的高清转播.而他所提供的理由是：尽管自己不相信这部歌剧含有任何反犹太意识,但他被说服了,觉做到或有不适,尤其在“今天的欧洲正出现越见严重的反犹太主义”.
这个决定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应.《纽约时报》用了“令人痛惜”（lamentable）的标签,《纽约客》的评语更苛刻,用上“荒唐”这个字眼.美国国家反审批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Censorship）更发出声明,敦促盖尔伯改变主意.其他提出公开声明的机构还包括国家歌剧中心、编剧法律辩护基金（Dramatists’Legal Defense Fund）、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与国际艺术家自由协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rtists’Freedom）.作曲家亚当斯对于盖尔伯的决定,更是愤怒之至.
其实,大都会这部歌剧制作借用了英国国家歌剧院（EnglishNational Opera）首演于2012年,由汤姆·莫里斯（Tom Morris）执导的版本.所以,曾在英国看过演出的乐评人也参与进这次激烈的讨论.《卫报》乐评人汤姆·瑟尔菲斯（Tom Service）质疑盖尔伯最基本的思想：如果说约翰·亚当斯的歌剧本身并没有反犹太主义,那么这个制作又如何能煽动反犹太主义情绪?“这个说法不但缺乏逻辑性”,瑟尔菲斯写道,“这个声明差不多要把歌剧扭曲为另一种争议、另一种关于审查的激辩,但讨论的核心却没有包括任何关于作品的真正内容.相比那些讽刺犹太人的音乐与戏剧,这部作品富有深层次的含义,值做到令人反思.”
刚才我所提到的论点,令我想起另一则几年前发生的歌剧新闻.本月底,作曲家黄若的《中山·逸仙》将于圣达菲歌剧院作美国首演.《歌剧》的忠实读者可能会记做到,我们这本杂志曾在该作品世界首演之际,刊登了详尽的对黄若以及编剧庄梅岩的访谈,谈话中提到了该作品要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世界首演的事情.但最终,这部作品没能如愿在北京首演.就像《克林格霍夫之死》的反诽谤联盟国家总监阿伯拉罕-霍斯（Abraham Fox）的论调一样（他曾发出声明,解释自己从未看过这部歌剧）,《中山·逸仙》北京首演被取消,同样因为某种含糊的概念：在某个地方,某些人可能会不喜欢这部作品.
《中山·逸仙》首演的效果不错,作品是香港歌剧院的委约,世界首演的版本与预设在北京上演的版本有所不同.其实,正是因为国际媒体报道北京临时取消《中山·逸仙》.才引起圣达菲歌剧院对这部作品的兴趣.因为作品没有在北京举行首演,黄若这位作曲家在国际乐坛中反而更受瞩目.如果当年作品在北京顺利进行首演,那么如今的国际关注度可能大不一样.
《克林格霍夫之死》的情况没有这么清晰.让我引用歌剧的主题——与“恐怖分子”谈判——盖尔伯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
要是我们仔细阅读《纽约时报》——盖尔伯家族的报纸——关于《克林格霍夫之死》的报道与评论,它不但出现在文化版,更被刊登在报纸主页的社评,立场清晰明了.文章描述这一次的举动意味着“大都会歌剧院与盖尔伯先生都倒退了一步.”编辑迫切要求大都会歌剧院“就算面对重大压力也千万都不能取消演出”.
真的,彼做到,你父亲健在的话,会给你另一种建议吗?
恐怖分子谈判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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