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晚年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精神传承和》：关于免费王云五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王云五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 王云五晚年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之后,在出版理念、出版经营及“创造性出版物”等方面,全面复制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经验,并大力创新图书宣传、销售政策、出版形态、学术出版等方面,实现了对商务精神的光大和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 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 出版理念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6-0107-05
[Abstract] After taking charge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Wang Yunwu fully copied publishing concept, publishing business and“creative publications”, which was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eanwhile, he vigorously innovated communication of new books, sales policy, publishing form,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so on. Wang Yunwu had achieved inheri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s spirit, which has an important value of thought.
[Key words] Wang Yunwu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ing concept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是亚洲最大出版机构,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北京,由私营而公私合营,再转为国有,一度改组更名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恢复建制,根据规定,以出版学术著作（含译著）和工具书为主要方向.
和此同时,1948年底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館,在两岸阻隔之后,改称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独立经营.1965年,王云五以77岁高龄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全面复制商务印书馆的经验,使台湾商务印书馆取得迅速发展.
海峡两岸商务印书馆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传承着商务印书馆的精神脉络.本文着重探讨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以后,是如何传承和创新商务印书馆精神的.
一
王云五曾于1921—1929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30—1946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鼎盛时期的核心人物之一.
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早期经营颇多艰难,“来台以还,物力式微,出版事业,有如停顿”[1].其重要原因是主持工作的赵叔诚是商业会计人员出身,对出版事业兴趣淡薄,“其性情保守持重而有余,开展进取则不足”[2].
1965年7月王云五任董事长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一改萎靡不振状况,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以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九年之后的1972年,和赵叔诚主持工作的最后一年1963年比较,10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额增长10倍,营业额增长9.34倍,利润（盈余数）增长36.28倍,每股红利增长8.39倍.“在此期间,原股东既未增付分文资本,书馆又未接受分文新投资”[3].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额由100万元,增至1000万元,为馆屋地价增值及“云五大楼”新增资产所致,并非股东增加注资.这就是说,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入主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完全是出版经营的结果.各年相关数据对比详见表1.
二
王云五在短短数年间能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从客观的原因看,是他抓住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建设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图书消费市场广阔的有利时机,并且充分利用了商务印书馆这一金字招牌.从主观上看,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王云五全面复制了民国时期他成功经营商务印书馆的经验.
王云五总结商务印书馆在全面抗战时期三次劫难、四度复兴的成功之道：“一则有严密的管理规则,二则有相当的人才,三则各同人能够爱护公司”[5].“如果说我办商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第一是‘科学管理’,第二是‘老板主义’.”[6]
王云五将上述成功经验全面运用于台湾商务印书馆.在他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之后,台湾商务处处都有显著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影子,可以明显地看出台湾商务印书馆和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具有精神上的传承关系.王云五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在他之前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工作长达17年的赵叔诚,之所以经营上毫无起色,是因为“多年来经理人无所秉承,对于出版业务遂未能发展”[7].而他所“秉承”的,正是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道.
（一）在出版理念方面,王云五继续贯彻以扩大出书规模带动出版经营的思想,同时对于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损也坚持出版.
王云五认识到：“社会对于一个出版家的期望,一是供给许多优良的图书,二是供给相当廉价的图书.”[8] 因此,王云五很早就将“为读者提供大量优质和价廉的图书”作为自己的出版追求.其基本做法是大量推出各种丛书和大型文库.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之后,延续了这一做法.首先他大量重印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旧书,以“台一版”“台二版”标注其版本排序；这些旧书内容并未过时,老一辈读者记忆犹新,又因为大多无需支付稿费或版税,出版成本低廉.其次,他继续以出版大型丛书、文库为主,几百上千种的大型出版项目比比皆是,这在经营上容易形成规模效应,降低边际成本,使单本书或成套书的定价大幅下降.
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文化需求急剧上升,相对而言,出版物品种却严重短缺,王云五大量出版优质价廉的图书,可以说正逢其时,台湾商务印书馆迅速扭转了经营上的不利局面.
王云五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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