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澳门新诗文体特征澳门诗人诗体观》：本论文为您写新诗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两岸四地新诗文体的生态颇异,澳门新诗文体特征及澳门诗人诗体观有别于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的现代化及都市化程度高,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异化程度却很低.新旧诗并存的诗歌生态极大地影响了澳门新诗诗人的诗体观念,出现诗体对抗与和解两种极端.澳门诗人及诗论家几十年来都不太重视诗的形式,缺乏必要的文体自觉性和诗体自律意识,过分重视写什么,不重视怎么写与如何写好,是一些资深诗人退出诗坛的原因之一,也危及了年轻一代诗人的诗歌前途.澳门新诗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关键词]澳门新诗；文体特征；诗体；诗体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06-07
对澳门新诗的整体评价及澳门新诗的成就,学界众说纷纭.姚风的描述及评价颇为中肯.2010年3月20日,熟悉澳门新诗的姚风通过邮件形式,回答安琪的采访时说：“澳门没有专业作家,但有不少人在坚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其中以诗歌和戏剧成就较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澳门诗歌经历一个,有论者认为,抵达了堪与大陆、台港和海外华文诗歌相提并论的高度.目前,比较活跃的诗人都是比较年轻的‘80后’了,他们的主题大多聚焦于在澳门‘本土’的生活经验,但也有一些诗人把视野投向更宽广的视域,而不仅仅关心个人情感世界中‘小我’,比如,卢杰桦、贺凌声,他们是目前比较出色的年轻诗人.此外,还有客居此地的外国人也在进行诗歌创作,比如,澳大利亚诗人客远文（Christopher Kelen）,他是创作力十分旺盛的诗人,除了自身的创作,还引导他的中国学生写诗,还真培养了不少诗人.他们先是用英文写诗,然后再翻译成中文,这是很有意思的创作经验.”[1]
两岸四地的新诗生态迥异,澳门更具有特殊性.澳门的面积最小,原来只有17平方千米,填海后也才30平方千米,常常被视为处在大陆与香港之间,尤其是在区域文化上,通常被称为“港澳”,澳门的地位及主体性常常被忽视,有时甚至成为香港的“附件”.甚至在新闻界的称谓,流行的是“两岸三地”而不是“两岸四地”,“两岸三地”通常是指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采用“两岸四地”概念,既是为了显示四地的同一性,如都有中华血统和中华文化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更是为了彰显四地的差异性,如自然地理和文化区域的差异,如大陆的陆地文化、台湾的海洋文化、香港的大都市文化和澳门的小都市文化.严格地说,用“大都市”来指称香港,“小都市”来指称“澳门”并不太准确,它们只能显示出两地的地理面积的大小或都市化程度的高低.如果把人口居住的密集度、城市建筑的密集度、住宅小区的容积率、城市的绿化率,甚至摩天大厦在单位面积中的数量作为一个城市都市化程度的考量要素,似乎澳门的都市化程度比香港更高.如果仔细比较香港和澳门的地理、文化、政治和经济,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异性.如两者都有“城邦”政治的特点,都可以被归入“都市文明”,都可以被纳入“现代社会”,可以被称为“现代大都市”.但是,香港人比澳门人更关心政治生活,而后者更重视经济生活.香港比澳门更“现代”,甚至已经有“后现代”的特征.
在新诗研究界,也长期把香港新诗与澳门新诗混为一谈,澳门新诗的独立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除政治、经济等原因,与澳门新诗的自身不强大有关.如澳门新诗创作起步较晚,有影响的刊物、诗社较少,特别是有影响的诗人和诗作更少,几乎没有一位诗人可以与大陆、台湾和香港等一流诗人媲美.如大陆的郑敏、牛汉、屠岸,台湾的洛夫、余光中、郑愁予,香港的梁秉均.可以用“有高原没有高峰”来描述澳门新诗界.另外,在两岸四地的新诗交流中,出现明显的不对等现象.大陆新诗与台湾新诗远远比香港新诗和澳门新诗繁荣,大陆和台湾有庞大的诗人群和诗论家群,形成了既对抗又和解的“对等”交流态势,两岸四地的新诗交流几乎成了两岸两地的交流,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远远多于大陆与香港、大陆与澳门的交流.在这种交流态势下,香港新诗和澳门新诗完全处在弱势状态,特别是澳门新诗,常常被大陆和台湾的新诗研究者忽略.
这种现象直到近年才有改变.如大陆新诗学者古远清近年多次为澳门新诗辩护.1999年12月9日 ,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澳门文学昨天今天明天》,提出澳门有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诗歌：“澳门不是文化沙漠,那里有文化,有文学等现代的澳门文学等澳门每平方公里就住着两位诗人,其密度均比台港地区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于澳门本土的“五月诗社”出版了26册个人或数人合著的诗集,5本诗论和15期《澳门现代诗刊》,成为澳门最活跃的一个文艺团体.此外,20世纪90年代还新成立了以年轻诗人为主的“如一诗社”,其诗风和“五月诗社”接近.澳门诗人主要有：陶里、高戈、冯刚毅、苇鸣、李观鼎、流星子、林玉凤等.[2]
古远清还指出,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的差异.他认为,今天的澳门文学,已与香港文学分道扬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写实性、包容性和温和性等特征.[2]
古远清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但笔者认为,他的“澳门每平方公里就住着两位诗人,其密度均比台港地区大”的,论断无法证明澳门新诗的繁荣,尤其是质量.因为澳门的人口密度远比台湾、香港地区大,台湾、香港地区,特别是台湾都没有完全被城市化,还有大量乡村存在,所以,台湾有吴晟、詹澈等“乡土诗人”.诗人的数量也不能说明诗作的质量.
澳门新诗给外界,特别是给大陆新诗学界留下不繁荣的印象原因较多,主要原因是缺乏大诗人和优秀诗作.澳门缺少培育大诗人的土壤.本土成长的诗人缺乏必要的诗歌教育,如优秀诗人必须过诗的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本土诗人过去严重缺乏必要的新诗教育,包括大中小学的学校教育和来自诗社及诗人的社会教育,这两者在两岸三地大陆、台湾和香港都较好,如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新诗运动培养了很多诗人.台湾新诗的学校教育不算好,但“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等诗社,完成很多诗人的新诗写作的社会教育,即很多台湾诗人是从其他诗人那里学习写诗的,是在各个诗社中成长为优秀诗人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戈等人到澳门后,成立了“五月诗社”,极大地提高了澳门新诗的社会教育质量,培养了大批诗人,创作出大量诗作.但是,优秀诗人罕见,在汉语诗歌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作鲜有.香港新诗在汉语诗歌界具有一定地位,与余光中、叶维廉、林子、北岛等台湾地区和大陆著名诗人在香港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有关,他们在香港产生了“明星效应”.澳门尤其缺少已在大陆、台湾或香港都有影响的诗人,如高戈、淘空了、姚风在移居澳门前在大陆没有什么“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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