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第一范式局限性》：本文是一篇关于范式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存在两种范式.其中否定单一权威和权力中心、提倡叛逆性翻译和干预、颠覆菲勒斯文化的第一范式,虽然在解构原文,淡化“等值”、“可译性”等抽象问题讨论,反拨单一意义,倡导女性译者及其主体性显形等方面表现卓著,但仍受到女性主义内外多重质疑.本文从理论的西方化和同质性、过度强调翻译目的论、狭隘的翻译文本选择、翻译实践中的思维定势和单一的译者性别五个角度出发,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第一范式的局限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第一范式 局限性
一.性别研究的两种范式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两大范式
性别研究的第一范式指的是受女性（激进）主义和思想运动影响的研究.在性别研究的第一范式中,在任何社会或者文化中,性别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社会人为强加的二元对立行为模式,虽然具有固定性,但又可以逾越甚至颠覆这种固定性.女性作为父权社会中处于从属或者弱者地位的少数派,具有共通性的特征,基于“女性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指导思想,性别研究的第一范式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在语言中颠覆女性的隐身性、突显女性可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研究的第一范式受到一系列理论和思潮的动摇和替换：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想、酷儿理论、同性恋研究以及性向流动（Sexual fluidity）等思想.人们逐渐关注到性别及性取向的个体选择性、不稳定性、多元化以及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抛弃了性别的本质建构论而转向提出性别及性别身份是一种话语行为,一种协商和建构,是“在二元对立之外,在他者的未知结构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既无法估算又灵活多变,超越任何推测的范围”[1],其情景性（Contingency）和操演性（Performance）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和性别研究的两大范式相对应,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也存在着两个范式：一是女性和翻译范式（也叫性别和翻译范式）,二是操演范式.前者是80年代前的专注于译本和性别角色的翻译研究.在翻译中,通过人为的遣词造句和控制劫持等手段,提高译者性别自觉性,纠正女性隐形、失声和遭受歧视和压迫的语言现象.90年代,由于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多样性的彰显、性向流动概念的提出,操演范式也登上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舞台,表现在翻译和评析同性恋作品[2].国内性别翻译研究的大多停留在第一范式的研究成果上,如理论译介、理论实践、理论评析等方面；对第一范式局限性探讨和第二范式的介绍较少.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第一范式的局限性
1.理论的西方化和同质性
性别和女性研究的理论建构始终带有一种独角戏的遗憾.建立在欧美社会的白人女性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在忽略其他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女性的现实存在的同时,又传播着“世界女性大同”的幻觉：女性是一有着相同白色肤色、信仰、经验、阶级和文化背景的同质的群体.由于女性主義译者鉴于对读者背景缺乏足够的敏感度,英文遂多掺杂着跨语言、跨文字的游戏,只有那些拥有良好教育的精英女性才能窥豹一斑[3].不仅如此,斯皮瓦克就曾就第一世界女译者对第三世界女作家的翻译进行过考察,发现第三世界女性书写文本中的性别差异、修辞性和文化政治性都被消除失声了[4].因此,如果相对于白人男性来说,白人女性是处于主流文学评介的边缘化位置上的,那么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女性就处于主流文学批评和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双重边缘的境地.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上则是反映为：在强调“差异性”的丰富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又在翻译实践中拦截和抹除“差异性”.这是一种“女性帝国主义”、新的殖 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表现.由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西方化和同质性,不但减损第三世界女性或少数族裔女性的真实含义,而且也损害了自身的可信度和应用性,阻碍了全球化可持续发展.
2.过度强调翻译目的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从译文等同女性、女性描述的篡改或删节两方面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借助翻译在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变迁中的作用来构建女性主体.为此,女性主义翻译提倡“显形”那些在译文中“隐身”的部分,借以反拨男权中心文化.对翻译的宏观层面多于关注,忽略了翻译的技术操作层面的研究,即使对三种主要的翻译策略的运用,也是针对译文产生的提升女性社会和文化地位的结果,而不是针对文本内部的探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此意义上,是文化策略手段或者政治实践,其目的不是在优秀译文和总结相关翻译的准则,而是把翻译看作是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话语力量和社会实践,有悖于翻译本质：“由于女性主义等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目的等,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干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等只会把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引向极端”[5].
3.狭隘的翻译文本选择
就翻译的内容而言,由于“男性译者和男性人物、女性译者和女性人物之间存在一定的性别认同关系”,相比较而言,“男性译者和女性人物、女性译者和男性人物之间等微妙的性别冲突”[6].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倾向于翻译女性作家或者女性题材的文本.女性译者也曾表示会对男性作家的作品带有一定的距离感和生疏感,而对女作家的作文很容易投入进去,认同感较强.然而,性别由于其隐匿性、压迫性、持久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弥散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等各个领域当中,所以,女性作者和男性作者的作文都可能附着性别歧视的烙印的文本
4.翻译实践中的思维定势
女性主义翻译的实践研究众多,但是往往将“父（男）权主义”为立论核心,先入为主地假定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的译本之间必然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只言片语、蛛丝马迹,甚至生搬硬套的个案分析,论证女译者的译文一定体现女性的解放和觉醒,男译者的译文显然对父权主义及其特征窥豹一斑.此类研究演绎生硬,逻辑上不可印证,方法上无法操作,结论自然也就大打折扣.这种思维定势是和女性主义者显形女性身影和声音的实践主张一脉相承的：女性译者要在翻译这一政治行为中争取女性权利和女性性别存在,公开对译文进行操纵和干涉.此种主体性别意识为导向的单一的批评框架,会有性别视角过于狭隘的嫌疑.况且,已有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女性译者的翻译文本就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翻译,男性译者的译文也不具歧视和攻击性而颇有本土化的性别意识.性别绝非是男女本质的差异体现,它具有相对性、局部性、流动性、情境性和多变性等特性.因此,在翻译实践研究中,应该尊重复杂多样的个体,意识到性别只是自我定位、身份认同和外在定位的单一维度,社会个体应有丰富内涵,翻译和性别研究应和国界、种族、宗教、历史、政治等等其它要素互相呼应,互相穿插的,而不应为单一思维定势下的硬性聚拢和生搬硬套.
范式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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