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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我父亲就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我们一家搬入了清华园居住,那时我7岁.在清华园里我过了8年的童年生活,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关于那8年的生活,我曾在1983年的一篇演讲中这样描述：“清华园的8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和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
今年我即将82岁了,最近搬回清华园居住.我的一生走了一个大圈,在清华园长大,于60多年以后,又回到了故园,有感写了一首五言古诗《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回归几个月,感想良多.今天我就和大家谈谈我的几点感触和反思.
首先,最近到过的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都在急速变化,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氛.清华园中添了许多新楼.学生数目自抗战前的800多人增加到今天的20000多人.海淀新开的书城里新版旧版的书美不胜收,看书的学生十分拥挤,都是新气象.
有机会去了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巴金倡议修建的,*甚丰,并有13座塑像.我特别喜欢巴金的雕像和鲁迅的雕像.
李学勤教授带我去参观了东二环的保利博物馆,小而极精美,展示方法是绝对的第一流.他们近年来收购了许多流失海外的青铜器和雕塑,这是极有远见、极有长远意义的措施.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件*是所展示的遂公盨,其中铭文中的“德”字出现了六次.这90多字的铭文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差不多3000年前的铭文,而开头即说“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等”为上古史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我还有机会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李白》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北师大演出的《哥本哈根》.后者是前几年在伦敦和纽约都曾轰动一时的话剧,讲的是1941年海森堡去哥本哈根访问玻尔的故事.那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涉及能不能和应该不应该造 的历史性大问题.
这样学术性的话剧有那么多年轻人和大学生去看,给了我中华民族已迈入文艺复兴时代的感受.100多年来中华民族经过了戏剧性的转变.回想1898年中国几乎被列强瓜分了：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1900年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惨剧.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清华园里的成志小学念书,在五年级,韩老师给了我们一些小册子,关于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暴行.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兵在北京近郊做“军事演习”,准备将华北变成另一个伪满洲国.那个时候我刚刚读完高中一年级.
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很多人有十分悲观的看法.王国维先生是国学大师,1927年在颐和园投水自杀.他的遗书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记得我和我小学的同学们常常去诵读在清华园中他的纪念碑的碑文,我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自杀.
1938年秋天清华大学搬到昆明,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因为当时没有足够多的校舍,所以文法学院搬到蒙自,陈寅恪先生在蒙自写了下面一首诗：“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他当时显然以为像北宋南迁一样没有再回到故京的希望.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情是什么呢?也许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所写的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1997年7月1日凌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即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出生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尽了 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今天在世的中国人必须了解我们是多么幸运,能生活在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大时代. 的这一句名言的意义,就可以了解.
我认为再过100年,如果讨论20世纪最重要的、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的话,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将不是希特勒的兴起和灭亡,也将不是苏联之崛起和解体,而是在此世纪中：一是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强了生产力,二是中华民族的“站起来了”.
1947年,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审判文化》,其中曾讨论美国和苏联以外会不会有第三个强国.他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第三个强国?不在欧洲,也不在英联邦,当然也不在中国或印度,因为虽然这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众多人口、广大土地、丰饶资源,但是这两个大国极不可能在未来关键性的历史年代里发挥出他们的内在潜力.”汤因比错了.因为他在1947年没有看到中华民族的潜力,也没有看到中国 的潜力.当然,这不能怪他,因为这两种潜力当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可是今天,知道后来50多年的历史以后,我们必须要问,这些巨大的,汤因比没有看到的潜力的来源是什么?
我不是研究历史、政治、经济或社会学的.可是我曾在中国居住过20多年,在美国居住过50多年,今天我以外行的身份来大胆提出我觉得这些巨大潜力的内在来源.任何一位在中国和在西方都长久住过的人都会感受到二者有极大的本质的不同,住得愈长久,对此不同的深度就愈多了解.我认为此不同的根源必已萌生于四五千年以前人类开始聚族而居的时代,从那时代起中国文化就走了人本的道路,而西方文化就走了神本的道路.几千年来,这两种不同方向的道路就逐渐制度化而演变出来众多的语言、观念、社会、经济、政治、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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