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如何理解上古:简析玉教的理论意义与商榷》：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商榷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中国文明的诸项起源特点共同指向上古最重要的物质文化——玉,针对此,相关的理论建构却是真空地带,“玉教”理论的提出正是对这种空白的呼应与弥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学界,一直在寻找包括中国在内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此反思现代性和西方学术理论的有限性.在此思潮背景下,“玉教”的提法既是对中国文化大传统的知识经验表述,以此区别于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西学研究话语,同时,又多少有重新走入西方宗教学的窠臼之嫌.在实证与阐释之间,“玉教”理论如何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扩散出一套能阐释上古文化的理论话语,这是它的生命力,也是难点所在.
關键词：上古；中国文明探源；玉教；宗教学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3-0175-07
如何走近与理解上古,这绝非历史学、考古学或其它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话题.不啻讲,它在根本上形塑和制约了我们对“传统”、“历史”、以及文化身份、价值认同等诸方面的理解.不同时期、不同语境和研究范式导致“上古”于时人之意义有本质区别,尤以有无“史”字为分水岭.“古”加上“史”——“古史”,这个称谓宣告着对传统的解体与颠覆.此之前的“古”是一种信仰,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神圣源泉,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先验合法性.此之后,则是一段时间意义上有起源性的普通历史,可考据、可求证、可探源.从古至今,对“上古”的理解与叙述有着价值信仰与事实求证之间的沟壑,殊途殊归.基于此,笔者在下文将对上古的研究划分为三种话语,剖析目前的研究瓶颈,呈现“玉教”理论的意义及尚可商榷之处.
一、理解“上古”的三种话语
笔者把理解“上古”的话语分为三大类：信仰话语、信仰一实证话语和实证话语.
(一)信仰话语
所谓“信仰话语”指将“上古”视为文化共同体的源头与价值标准,“上古”具有不容质疑的神圣性和对后世社会的统摄性,以及围绕这些所形成的各种理解、阐释与研究.这种话语模式从春秋开始一直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直到清末民初开始被质疑.其中又可细分为两种基本面向：尧舜禹模式和黄帝模式.
尧舜禹模式：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尚书》所载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则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后者传说之大盛在战国时代.相关追溯和勾勒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有完整辨析,此不详列.
黄帝模式：黄帝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备受推崇,居帝系之始.将黄帝作为整个“中国”的信仰源头奠基于王夫之《黄书》.其“后序”开篇云：“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清季民初和抗战时期皆掀起过黄帝崇拜热潮,学界对此已有精深研究.不过,也恰恰从晚清开始,对上古的理解出现了一种既推崇又质疑,既信仰又欲解构的双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产生了第二种话语：信仰一实证话语.
(二)信仰一实证话语
对上古既有推崇、皈依的文化情怀,将之作为“中国”文化的神圣与合法性源头,不容质疑与求证；同时又对上古展开实证性的史学研究,这种混合与纠结的心态构成理解上古的第二类话语“信仰一实证话语”,其典型代表是章太炎与梁启超.比如章太炎对传统的“非传统性”,对六经的史料化改造倾向,积极地以进化论看历史、以进化论讲人种,但又不乏对整个西方“文明”观的抵触.再看梁启超,一方面以轩辕为本民族肇纪：“黄帝以后,我族滋乳渐多,分布于中原,而其势不相统合等逮赢秦兴,而中国始统于一等群学公例,惟内力充实,乃能宣泄于外,亦惟外兢剧烈,而内力乃以益充.”不仅如此,梁氏还对上古经典《春秋》格外推崇,视之为“正统之源”.然而,梁氏对历来的上古研究,以及后续的王朝历史研究有强烈不满,诉诸“新史学”和“民族/人种”新资源来重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范式.需要强调的是,民国以后普遍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认同的符号和“共信”的国本,“黄帝”起点不可动摇和质疑.然而,这种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溯源与传统的“信仰话语”有本质区别.此时的“黄帝”认同目的在于拉长中国历史,增加民族的自豪感与凝聚力（尤其抗战时期）.在实际的上古研究中已然是以进化论为轴,现代史学为器,呈现出实证话语占主导的样态.
(三)实证话语
“实证话语”占现代以来的绝对优势,看看历史学的先秦研究,考古学的文明探源工程便知.当然,现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也会聚焦上古文化,但其理论阐述乃基于实证性的史学研究而展开,这些理论研究也无法等同于信仰本身,故而,笔者仍将其视为实证话语下的不同表达方式.在诸多面相的实证话语中,当代的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声势浩大,影响深远,颇具代表性（以下简称“探源工程”）.其研究方法既与近代学者有别,上古先王系谱不再是探源的焦点；也与“古史皆神话”的“疑古”者有别,探源不再强调古史与神话的剥离.取而代之,“‘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现在的上古研究将史前考古发现与上古神话传说联结起来,通过排比史前史分期、社会演进阶段、古史传说中的帝王时代,力图发现其在先后顺序上存在着一致性.“三皇五帝的历史地位被加以重新估定,新发现的史前文化断代序列逐渐替代原先的三皇五帝所占据的正统地位.”较之古史辨派,探源工程尽管走出“疑古”,但与前者一样,“古”之神圣性也随着三皇五帝的“被重新估定”而消失殆尽.日益进展中的探源工程不会过多关注“古”为何神圣、何其有长达几千年文化统摄力等问题.因此,笔者欲从学理逻辑意义上诘问：探源工程的核心,即“史前文化断代序列”——这种纯实证意义上的时间叙事排列,能否为一个延绵不断的文明共同体提供足够精神研究资源?能否深入阐释中国文明的特质、上古文化的内核?再科学、再精确的文化断代、序列组合也替代不了研究这些“代”与“组合”的文化性本身.再者,仅通过实证话语来重建上古史,借此树立民族信心,结果很可能南辕北辙.考古发现以及种种证据既改变了人们对古史的看法,也连带抽空了对上古的膜拜、认同和信仰,恰如黄进兴评说梁启超的“新史学”：“史料观念的改变,对传统史学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了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现在也只是一堆史料了.往昔,上古史册笼罩着近乎神圣的色彩,其记载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而今,则可以对之大鸣大放,无所禁忌了.”不妨稍大胆断定,即使在“走出疑古”的今天,在探源工程不断发展的当下,倘若仅有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实证和还原研究,尚不足以从精神认同层面构建一个有凝聚力和信仰价值的文明共同体,不足以探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成因与特殊性.理解上古,不可回避地要剖析它的神圣性,并阐释它何以神圣,探究它的后世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首先涉及：上古时期的中国文明是否独特?若它有独特之处,又是如何发生,如何影响后世的?
商榷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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