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本论文为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清末民初,随着教育体制和课程内容改革,大学开始设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类课程.有课程就需要教材,于是催生出我国最早的一批文学批评史讲义、著作.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这类著作中的第一部,与作者在东南大学讲授相关课程可能不无关系.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前身都是他们在大学授课使用的讲义.说明我国文学批评史早期成果与大学教育息息相关.
在这些著作中,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有特色的,也是重要的一部.它的产生与闻一多、任憨忱、李笠（雁晴）有关,尤其与闻一多关系密切.朱东润先生1929年应武汉大学之聘担任教职,闻一多是文学院院长,任憨忱、李笠是他同事.朱先生开始在武汉大学预科教英文,不久,闻一多希望他“担任大学一年级英文教学,同时准备英文国学论著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两门课”.朱先生表示教中国文学批评史“得好好准备资料”,匆匆忙忙开不了.闻一多说批评史课排在四年级,还有一年可作准备.于是朱东润先生就接了任务,开始写讲义.如果没有闻一多的信任和“逼促”,大概就不会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学术史上有些著作所以会产生,有些人所以成为了专家,也经常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朱东润先生在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过程中,搜寻资料方面得到任憨忱、李笠不少帮助.任憨忱,湖南湘阴人,留学英国,研究中国经济史,喜欢购买古籍、旧书,爱好版本目录学,他协同朱东润先生搜集资料,朱先生在《自序》里特别对此表示深切感谢.李笠,浙江瑞安人,长于目录、校勘,也是朱先生搜集文学批评史资料经常请益的友人.以上这些情形在《朱东润自传》第八章《武汉大学前八年》中都有讲述.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着眼于整体介绍我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演衍,对各家文学批评渊源、流变、异同的分析简明扼要.此书在讲义阶段几经作者修改,其依历史顺序,以批评家为纲讲叙文学批评发展过程的框架始终没变.朱先生在《大纲》编成后,又写了《何景明批评论述评》《〈沧浪诗话〉参证》《述方回诗评》《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司空图诗论综述》等文学批评史专论,多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大纲》受到课堂讲授条件的限制,篇幅不得不是收敛的,这些文章则论述展开,发挥充畅,对《大纲》的内容多有补充.当然,从《大纲》到后来这些文学批评史论文,也表示他对有关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比如《司空图诗论综述》指出,司空图“濡染于”佛、道二教者“至深”,又比如《述方回诗评》一文指出,方回以为杜甫诗歌的精髓尽在律体,以为杜诗“愈老愈剥落”,以粗豪为老境,皆未能真识杜诗.这些论述皆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有关内容而向上,分析更为精细.我们今天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应当结合朱东润先生后来写的全部有关文学批评史的论文,这样方能够完整认识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看法.
朱东润先生认为,作者编写史书欲完全避免自己的主观倾向是做不到的.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并不讳言将自己主观判断施之于历史的叙述中,对客观叙述文学批评史的说法表示质疑.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这部著作是有帮助的,对于处理好治史（包括治文学批评史）中的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也有启发.他说：
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说这是“文学批评之批评”.假如我的猜测不错,他们的意见也同样地认为这本书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这一点我当然承认,但是我愿意声明,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
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何以文学批评史的叙述不能够将叙述者主观判断排除净尽的原因：
我们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这是一点.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们也说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许多片面的总和,仍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这是又一点.还有,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已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这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这是第三点.（《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
这是朱东润先生的著史观念,贯穿于他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全书中.针对一味主张客观叙述者的批评,他直言道：“事态上无可避免的现实,只有请求读者的原谅.”（《自序》）
下面,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两点稍作具体说明.
一、 关于“远略近详”.朱先生说：“应当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密的叙述.”（见《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此成为这部我国早期问世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一个显著特色.
荀子《非相》曾说,人们对越久远的事,讲的越省约、简要,越相近的事,讲的越详尽、具体,所谓“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远略近详”的说法由此而来.一般言,“远略近详”是中国古代著史的通例.《春秋》《史记》无不如此,《资治通鉴》中《唐鉴》部分篇幅最大.站在以史为鉴立场上,“近代史”无疑对于各朝代的人来说都最具直接的借鉴意义,缘此“远略近详”才成为古人修史的一个通例.乾嘉学者研究史学也往往体现出详今的原则,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很注重对宋金辽元四史的考辨,他学问精博,涉及领域众多,又以对元史的研究为专门之学,发掘和表彰《元朝秘史》《元典章》《圣武亲征记》等书的史料价值,都显示出钱大昕重视“近代史”的眼光.
“远略近详”也屡为近人提倡和实践.民国二年出版的《清史纲要》其例言说,“盖远略近详本史家通例”,故该书于记载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史事,“卷帙稍繁”.章炳麟《太炎文录续编》卷一《救学弊论》总结当时学校文科五弊,其三为“详远古而略近代”,“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他认为这样的历史教学是不行的,主张要倒过来,“务于眼学,不务耳学”.这意思也是提倡“远略近详”.张庆桐《俄游述感》谈到：梁启超《李鸿章》一书出版后,“俄人多有思译之者,以其略古详今,不但中国数千年大势粗具其中,即五十年来东方近事搜罗殆尽”（见张中行《负暄续话》之《张庆桐》）.说明域外读者也往往更加重视我国“远略近详”一类图书.文学方面,骆鸿凯指出萧统编《文选》,篇目“去取之准”也是“近详远略”（《文选学·义例第二》）.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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