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整体性治理视阈下中国式扶贫机制》：本文是一篇关于视阈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 当前中国式扶贫机制的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该问题给扶贫效果和脱贫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阻碍,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摆脱扶贫机制的碎片化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其在解释中国式扶贫问题上具有高度的适用性.中国式扶贫机制中的碎片化难题凸显,构建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协同扶贫机制势在必行.
关键词： 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 中国式扶贫； 协同扶贫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3.012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宿敌.它关乎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稳定,消除贫困、追求繁荣是国家政治的永恒任务.因此,反贫困常常被纳入国家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生活的范畴之中.2000年9月,世界上189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意味着全世界向贫困宣战.中国扶贫为世界的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扶贫进入攻坚时期,面对数目依然庞大的贫困人口、贫困的代际传递、扶贫攻坚中腐败等问题,构建有效的贫困治理体系显得至关重要.2013年精准扶贫的提出,更彰显了我国反贫困的决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话语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生问题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提高执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吃饭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便没有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这便是中国式扶贫的政治逻辑.
中国式扶贫是中国政府主导下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部分,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向农村基层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先后组建“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皆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担任组长,让我们看到了扶贫减贫的力度和决心.然而,就当前的扶贫机制而言,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趋势.以中国式扶贫的碎片化治理机制为研究背景,笔者引入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旨在回应上述扶贫治理碎片化的困境,探索中国式扶贫治理的可行路径.
一、整体性治理：解决扶贫治理碎片化难题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最早在英国被提出,主要是针对政府碎片化问题的思考.佩里·希克斯（Perry Hicks）认为,政府组织在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冲突问题源于政府组织间的碎片化发展,属于不同政府组织“间”的问题而不是如专业化等政府组织“内”的问题,而整体性治理所反对的就是碎片化而非专业化和职能分化.[1]28-29“从技术角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整体性治理,技术要求的是从部分趋向整体,从分散趋向集中,从破碎趋向整合.” [2] 在佩里·希克斯看来,源于功能分工所产生的政府组织间的隔阂以及进一步导致的碎片化问题,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恶性碎片化（Malign Fragmentation）以及良性碎片化（Benign Fragmentation）.良性碎片化意指碎片化的形成并非政府及相关部门有意而为之,它属于非预期的结果,其形成原因包括：第一,将管理焦点及预算控制放在政策输入层面；第二,在政策制定方面注重部门之间的制衡和监督,要求廉洁度,忽视了政策之间的关联性；第三,政府为消费者所导向；第四,出于功能性政府组织决定的策略性,政府部门还是主要从部门利益角度出发来进行政策的执行以及自身的改革性调整.第五,多元化公共服务在满足 压力要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的碎片化.[1]40-41恶性碎片化则是政府或相关部门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形成原因一是手中拥有权力的关键政治人物“分而治之”等策略对政府组织及机关工作人员的有效控制；二是专业人员为防止其他人员获取关键信息,明确划分专业事务界限,形成壁垒；三是关键权力拥有者欲求控制范围最大化,通过确定并扩大地盘来强化并增强权力.[1]41-43 无论是良性碎片化还是恶性碎片化,都将导致政府部门、市场、社会主体间形成破碎,整合难度加大,公民的利益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为应对碎片化难题,佩里·希克斯聚焦于整体性治理的可行路径,该路径可划分为协调整合和紧密发展三个阶段.（如表1）在他看来,协调是整体性治理可行路径的起点,可从过程层面和组织关系层面加以理解.就前者而言,过程协调就是由某一部门牵头,将和特定公共问题相关联的职能部门或其他社会主体组织到一起进行沟通、对话、协商并达成共识,直接目的在于将某类政策议题纳入共同关注的范畴,通过政策沟通和对话,完成联合性政策规划以及政策制定.就后者而言,组织关系协调是指各协调主体针对组织文化、理念的差异及潜在的冲突,采纳求同存异的协调方式,为接下来的整合奠定基础.整合指的是形成共同的结构和专属业务的合并及之后的实际执行行动.由协调达成的联合性政策规划,若不加以执行,规划就会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整合则是通过行动去实现联合规划所提出的目标.“整合即通过执行、完成及采取行动,将联合规划中制定的目标和手段冲突缓解的结果加以实践.” [1]34 在协调和整合的基础上,佩里·希克斯提出整体性治理实践路径的第三个阶段,即紧密发展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开展更为密切、更加深入的长期合作,逐步走向联合或合并.
自整体性治理理论引入国内学界以来,在中国治理问题的适用性方面,国内学者众说纷纭.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否有效解释中国治理问题?这种质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整体性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理应抛开诸多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政府治理碎片化难题在中国依然存在.“我国大量碎片化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和政府组织缺乏协调和整合不足有关,该问题表现为数量上的巨大以及功能地域上的彼此交叉重叠,不仅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还降低了政府行政绩效,提高了政府运行成本.”[3]学界关于整体性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涉及部门协调整合、社区建设、非政府组织、政府执行、高效教育等诸多领域.竺乾威（2008）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再思考,主要集中于政府机构改革,促进部门合作高效,提倡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整合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分散碎片化的整合.[2] 曾维和（2008）运用整体性治理研究公共服务的实践模式,认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公共服务才具有和公共政策相协调的目标.[4] 张立荣、曾维和（2008）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改革研究上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念,强调运用恰当的技术手段,加快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建立高效集中的治理机构,充分和社会有效连接,进而政府职能转变.[5] 胡象明、唐波勇（2010）探究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背景和起因等问题,认为只有政府间建立互通共连机制,合作共赢,信任整合,才能构建整体性政府.[6] 周雪光（2014）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联合 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放在一起共同探讨,从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分析不同发展模式及其体制机制.[7]
视阈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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