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个现代真正学人学术生命演变史》：本文是一篇关于学人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买《顾颉刚自传》,首先是想看新中国建立后,他被逼批胡适的真实心态.面对这个仅仅比自己小一岁半的学生的批判,胡适给予了真诚的理解和自我的解剖,当然也体现了顾先生在那种环境下的品格,“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可在这本自传中,我没读到半句批胡适的话,即使是1968年5月,“ ”狂潮中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写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相反于1950年五六月间写的自传中（此时陈垣先生的公开信和胡思杜给父亲胡适的信已经拉开了批胡适的大幕）,他多的是对胡适的肯定和赞扬.他念念不忘的是胡适当年对他的救助,“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他更念念不忘的是胡适对他治学方法方面的指路作用,“进了大学,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已很佩服他；及至他《水浒传考证》发表,我才极度地心折”,心折在哪儿呢?“我自己曾因看戏而将戏剧里的故事和小说及正史比较过,错乱极了,我想了几年想不出整理的方法,自从看了胡先生这篇文章,恍然大悟,触类旁通.我又想起古代史里神话传说极多,神话传说同戏剧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是不是可以拿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呢?一想到这里我就豁然贯通了,于是有《古史辨》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而他对胡适先生所用方法的概括更具“新意”,唐德刚以及我们几乎所有研胡者都说胡适一辈子都被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牵着鼻子走,顾先生却认为胡适“用的是辩证法里的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不把一件东西看做孤立的和固定的”,这里既有他们师徒之间的相知甚深,更有顾先生对老师的“别具慧眼”.看到这句话,我也是眼睛一亮,既是“新”的照亮,也是契合的兴奋.我曾根据胡适在“问题和主义”之争中对马克思主义内含准确概括和高度评价,在本人有关文章和所著《胡适》中认定胡适的思想中含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汲取,顾先生早年的分析给了有力的“支撑”.
当然读此书,也是想看看他对自己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辩白.解放后,凡是和鲁迅先生有过争论、遭受过鲁迅先生的批判,哪怕是批评的人都背上了“原罪”,尤其是党外的专家学者,不仅打入另类,在历次运动中遭到冲击或者打击,即使所研究的学说所建树的观点也无一例外遭贬或者边缘化.更令人感到窒息的就是不允许申辩,哪怕这中间有误解甚至也有正确的一面（当然这不能怪鲁迅先生）.更何况顾先生和胡适先生还有那么一层渊源,更何况鲁迅先生是真的恨顾先生呢.没想到此书还真有,同样是在1950年五六月份的自传中,由于还没有出现后来的高压,所以少了意识形态的“扭曲”,由于距离两人真正交恶二十多年,距离鲁迅先生逝世十多年,交恶时的感 彩相对淡化,对那段历史的回顾也相对淡定了许多.顾先生是如何看待两人的交恶的呢?五四运动后,北大逐渐分化成了“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后者的后台是李石曾,三沈二马是中坚,沈尹默是其善于策划的“鬼谷子”（大陆批判胡适时,胡适只在日记中骂过沈尹默,“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 的扯谎倒罕见的”）,其策划的手段之一便是想法刺激周氏兄弟攻击他们认为必须打倒的人,陈独秀的去职北大就来自沈的策划,“看着陈、胡的势力日涨,安徽人压倒浙江人等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由于有这层“关系”,当鲁迅、顾颉刚两人一同来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而顾先生准备替胡适的同乡、清华毕业的程憬在厦大找一个助教职位时,鲁迅开始不满,造谣顾要在厦大造成一个胡适之派,并进一步“引申”,厦大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更危险的是鲁迅无端加给顾一顶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大帽子,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的人.厦大风潮起来后,中山大学不明两人关系,给两人一同发了聘书,由孙伏园带来,孙先去见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中大见顾未来,来信催促,“我第一天到了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学生为此罢了三天课,可由于学生们也知道顾颉刚的“成绩”,也不“逼我走”,学校只好出来调停,一方面派他到沪苏杭一带购书,一方面也准了鲁迅的辞职.——这就是两人“过节”的由来和过程,虽然是顾颉刚“眼中”的,但总比原来“法庭”上只有一方挟着“政治威势”单向“控诉”的好,虽然顾颉刚的“辩护”未必完全准确,但总算有了“控辩”双方,这给“法官”的判决,给“陪审团”以及大量听众复原真相提供了多元的辨别视角,和丰富的事实基础.而此书出版的意义,表明双方在今天终于站在了平等的席位,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这对顾先生来讲是公平的,对鲁迅先生也未始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尊重.
而作者上个世纪30年代从事边疆运动所看到的有些现象、所思考的有关问题至今仍具启示价值.通过对内蒙古的考察和和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交谈,顾先生认为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再加“ 政府”毫无办法毫无信用,就把本和帝国主义关系不十分密切的边疆人给逼着倒了过去.抗战起来后,顾先生带着少数专家去西北考察,通过深入甘南不同地区,总结出了当时不同民族人民之间不团结的症结,“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间的情形,心胸无从开广,以致只记得近邻的恩怨,而又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尽人怀着疑惧的心理”,解决这些问题,应根据甘肃的实际逐县设计,应采取生产和教育合而为一的方式,应注重通过当时出现的现代化的文化手段走潜移默化的道路.作者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原本基督教是难以进入的,现在居然是十分偏僻的地方也有他们的工作站,“他们不求传教,唯做联络”,向当地人民挨家送礼,以拉拢人心,即使照相也捡高鼻子的,照出来说是和他们同种,从印度偷运枪械送给边民,制造不同部落矛盾和争斗,大部分工作站都有无线电,随时向国外通报情况,甚至绘制了The Map of Great Tibet,“把 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做了西藏”,“我看了这种东西,心想：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都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来呢”.读了这些话,我们不能不觉得顾先生真是“先见之明”,从此也看到了至今仍在困扰我们的新疆和西藏问题的近现代社会历史根源, 所提出的大藏区不过是拾帝国主义试图分裂中国图谋的余唾.作者此时还结合对中国历史的深湛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观,“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甚至有人会借此鼓荡起所谓“民族自决”,“希望边民和内地人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这不仅是一个极具创意的民族观,更主要由于立足历史立足当时现实,至今仍具警醒意义.如今西方一些多民族地区,对民族身份认定已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属于个人隐私,不强求个人申报,二从社会融合角度,不作太过清晰认定,太过强求和太过清晰,既容易造成民族歧视,在西方民族理论将民族和国家等同的情况下,更容易造成民族和国家的分裂.从这个角度,顾先生的观点有种超前的警示,更何况从历史上讲,诚如顾先生所说：我们的各个民族已经从文化上高度融合了呢.遗憾的是,顾先生当时提出这个观点,即遭到了许多人的驳斥,新中国建立不久,顾先生在自传中再次提出这一观点,由于顾先生此时连同自己的学术正在逐渐边缘化,再加我们的民族理论也呈一边倒态势,只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遗忘被埋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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