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石渠余纪看王庆云的治国理财思想》：该文是关于王庆云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王庆云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颇负盛名的理财家.他所著的《石渠余纪》追本溯源、罗列条陈清代的政治、经济事务.其中盐务、钱政、地丁等内容,着墨较多,充分反映了王庆云的治国理财思想.
[关键词]王庆云；《石渠余纪》；治国理财
王庆云（1789—1862年）,号雁汀,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侍读学士等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通政使司副使,注意理财.咸丰皇帝即位,王庆云疏陈时务四条,曰：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所谓“重国计”,即在探讨岁入岁出问题,理财思想可见一斑.咸丰元年（1851）授户部左侍郎,兼署顺天府尹.奏陈“节流各款”,“取国家自有之财而理之”（1）.咸丰二年（1852）疏请轻盐本,定,革浮费,行票法.之后多次奏言,对盐务、漕运、赈灾等政务,疏陈己见.诸多励精图治之事,便不一一举出.可见的是,王庆云善于治国理财,时人对他即有“宜莞度支”（2）的评价.
《石渠余纪》全书六卷,对赈贷、蠲免、徭役、科举、吏治、军政、地丁、耗羡、漕运、劝垦、圈地、铸钱、矿政、盐法、引课、税政、市舶、畿辅营田水利等均有所论,全书采用“纪XX”的形式对这些内容分门别类.全书87篇约18万字,其中约64篇13万字专记经济问题,可见其对治国理财之重视.本文拟从盐务、钱政、地丁三个方面探讨王庆云的治国理财思想.
一、纪盐务
《石渠余纪》中,《纪盐法》、《纪引课》、《直省盐课表》、《纪盐禁》、《纪河东盐法篇（上、中、下）》（并附记）、《纪恤商》（主讲盐商）等篇专论盐务,从中可一窥其在盐政问题上的独到见解与治国理财思想.
盐政乃国家经济命脉之所系,清代的盐政,沿袭明制,分为场课、引课、杂课、税课、包课.然盐课短缺常有发生.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例,本嘉庆十七年（1812）会典,盐课应征定额为747.5万余两（3）,而此期间实征不过500万两上下,最多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也才507.4万余两（4）,缺口巨大,其中必然弊政重重.王庆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盐差之弊,会有盐课之缺,“弊在课重法繁”,更是在《纪盐法》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官的责任要大于商,盖“抽税轻则漏税少,立法简则犯法少”（5）,这也成为王庆云治盐政的宗旨,即通过减轻税负减少漏税现象,通过简化立法减少盐税征收中的违法行为.由于清代盐课中绝大部分是由商人交纳的（商人包括场商和运商,场商负责收盐,运商负责销盐）,盐商的经营状况对于国家的盐课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在盐政方面,王庆云的理财思想主要体现为“恤商”：官府不要随意增引加课,从而商人也不要随意加价剥削平民.一言以蔽之,“恤民裕商,本属一事等官无病商,商勿病民,庶为各得其所哉.”（6）
此外,王庆云主张实行盐课归地丁计亩摊征、盐归商民自行运贩.盐课归地丁计亩摊征具有“摊丁入亩”的一般性优点——政府可以借助地丁征课获得稳定的盐课收入；盐归商民自行运贩对于盐商而言,也可以“无官课杂费”,自行运销.时任山西巡抚的蒋兆奎倡议并贯彻此法,王庆云在《纪河东盐法篇中》里对其大加褒扬.而当嘉庆十一年（1806）实行弃“课归地丁”,复行招商行运时,王庆云则对此颇有微词.事实上,王庆云在山西巡抚任内,也的确将这一举措付诸实践.他学习王守仁的“立厂抽税法”,将盐课归地丁,“许民贩鬻,不必官运等税十取一二,税后给照放行.”（7）此法一行,成效斐然：于官,盐课大有起色；于商,“无摊课之累”；于民,购盐花销有所减少.另外,针对当时“盐有专商,票无定贩”的情况,王庆云提出“留商招贩,先课后盐”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细”（8）.
可以看到,王庆云对盐务的理财思想是以“恤商”为本的,而他的实际操作更是“利商”的,这比起征收重税以抑商的清代传统思想无疑是有着很大进步的.然而,其“恤商”思想的根基并不稳定,“官无病商”尚可用制度来约束,“商勿病民”则寄望于商人的自觉道德行为,未免有过于理想化之嫌.
二、纪钱政
《石渠余纪》中,《纪制钱品式》、《纪户部局铸（铸大钱说帖）》、《纪银钱价直》、《纪钱铜禁令》、《纪铜政（附载铅锡、附载新疆西藏钱、附载洋钱、附铁、附铜运改道议）》等篇专述王庆云在货币问题上的理财思想与措施.王庆云在担任巡抚、总督期间,就为清政府聚敛了大量钱财,他的理财之道莫出于“开源”与“节流”.《石渠余纪》开篇即《纪节俭》,“开源”理财思想则在钱政方面有所体现.
战争以后,清政府门户大开,在货币流通领域,出现了“昔以洋钱易货而来,今以货易银而去”（9）的贸易逆差境况.西方的掠夺,使清政府的财政蒙上了阴影.在王庆云看来,当时的货币问题在于不仅银少,钱也少.虽然国家每年都在铸钱,但只要停铸一月,就会“局支立匮”（10）.他在解释钱少的原因时举出三条：用钱的人多,钱愈见少；是时银贵,票法盛行,使得市民存钱备用；存在“冒禁私销”的情况.然除第三条“冒禁私销”是为了抑钱价以外,其余两个恰恰是彼时“钱多”的表现.况且以清初为例,当时法定银每两折钱不足一千,“今日”却可折钱两千,可见“钱少”是王庆云的误判.
王庆云认为,由于银价上涨,钱价下跌,无形之中铸钱的工本费就增加了,“今之制钱,盖工本二而铸钱一”（11）.基于此,王庆云主张铸锻工本与价值相当的“大钱”,并强调,这些足值的“大钱”与那些“公私欺罔”的“欲以数两之币,当百当千”的所谓“大钱”并不相同.为了使他的铸大钱的设想能够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王庆云条陈四个要点：一、制钱原料要好,“必选高铜”且“不妨多费分豪,断不可吝惜锱铢”；二、要不惜钱工,“工费加多,枚数加少,自能精益求精”；三、制钱搭放时配以二成大钱,搭放之初,宜少不宜多；四、政府搭收大钱要有信用,使民乐于使用.这些就是王庆云的设想,至于结果,《石渠余纪》中并未给出,不过综合以上的分析,大概会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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