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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为什么被西南联大开除别解
在陆建华先生所著的《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陆建华首次向外界公开披露了汪曾祺被西南联大开除的事,这本书是全国第一本关于汪曾祺传记的书,且出版时正值汪曾祺去世不久,所以影响较大.汪曾祺于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本来应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但由于英语、体育不及格,只能延长一年学业,待英语、体育补考及格再补发 书.然而,一九四四年因抗战之需,西南大学根据当局要求,所有应届毕业生中的男生（体检不合格除外）必须为美军陈纳德的飞虎队作翻译和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不应征者一律开除.
汪曾祺时在应征之例,但他却没有去.《汪曾祺传》是这样叙述的：
“报到那天,汪曾祺翻遍行李,却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总不能穿着破裤子去报到吧?汪曾祺怕丢脸就没有去,错过了报到时间,可不能像英语、体育不及格那样再补考,汪曾祺因此被学校按规定开除.”
关于没有应征事,汪曾祺也对他的子女讲过,其中也提到了破裤子.他（汪曾祺）说,“他没去当美军翻译其实另有原因：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有去.”（见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然而,有人对汪曾祺此说提出疑义.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张源潜先生说：“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而不去报到的.这话很难教人相信.战争时代,穷学生没有完好的裤子比比皆是,就是教授的裤子也少不了打补丁,何况一进译员训练班,马上发给全套美军制服.”张源潜先生还认为：“甘愿被开除学籍而不去服役,总该有深一层的原因,联系他的英文不及格,经重读而延长一年,是不是怕不能胜任口译任务呢?军队生活有严格纪律,他散漫惯了,不能适应.再者,翻译官也要上前线,生命或有危险（确有几位殉难的烈士）.总之,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总比一条完好的裤子更接近实际一些吧.”笔者认为,此说是有道理的.不过深一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汪曾祺不去报到,不去服役,当然不是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所谓破裤子说,乃托辞耳.至于说是英语不好怕干不了翻译也有点道理,但也非根本原因.究竟出于何故,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却可以揣测和探寻出一些缘由来.
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坦言,到西南联大“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在汪曾祺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西南联大“自由”的看重或推崇.西南联大“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载《汪曾祺全集》第四卷）正是这种自由,无形中也培养和成就了他的自由———潇洒！
从军作战,这当然是不潇洒的,对于不潇洒的事,汪曾祺当然不干了.我想,这就是汪曾祺不应征的深层次原因.而这样的潇洒固然和汪曾祺的性格有关,也离不开当时的西南联大的相对自由的背景.
平心而论,当时的西南联大的 、自由度的空间在国统区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且举一两例为证吧.
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先生之《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说：“我在二年级的时间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这位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等’.”据张鸣《西南联大的‘党义’课》一文中讲,西南联大甚至对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的政治仪式也是抵制的,每逢纪念周,就于中午十一点半学生午餐时间由“训导长出来,站在操场上,自己背诵一通总理遗嘱,就算了事.”甚至当教育部长陈立夫为此“亲自出马,到联大演讲,试图说服学生.等没想到训到半截,学生们像约好一样,拼命呼喊抗战口号,把个陈部长喊得七荤八素,脑袋大了几圈,实在讲不下去,只好识趣收兵.”（载《各界》2014年第3期）
即以征调此事为例,西南联大的应届毕业生从总体上说是服从应征,积极投入到爱国抗战中去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和举动.当时“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的 地下党掌握的 青年同盟也不赞成学生加入青年远征军,甚至不惜和他们尊敬的师长展开激烈辩论.”其时,学生中“有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门上,引起痔疮复发,希望不能通过体检.”法律系的李模也表示不能应征（见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还有的学生散发和张贴反对征调的传单.（见[美]杜易强《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这一决定在联大引起了争议.张奚若教授发表谈话,力劝同学们不要盲从.他认为政治如不 化,军队如不国家化,则所谓建军,实徒私人利用,军队之素质和待遇决不能因此提高.”（见侯德础《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载《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对汪曾祺没有影响,也许还是触发汪曾祺不去报到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于汪曾祺的拒绝征调,当时联大师生如何看待,时至今日,基本上已无从了解,但至少可以断言的是：此事似乎在联大并未有什么不良反映,亦没有带来什么 影响,甚至一点也未损坏师友们和他的关系.现在看到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可以证之.如：
汪曾祺的同学,挚友杨毓珉应征入伍了,但他从越南前线回到昆明休养,还不忘去看望汪曾祺,目睹汪曾祺其时穷困潦倒之状,立即*帮汪曾祺找到了教员的工作.（杨毓珉《往事如烟》载《中国京剧》1997年第4期）
中文系的马识途,比汪曾祺低一班,当时是 西南联大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那时我们认识,我却不想和他来往,就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从艺术上我也欣赏他的散文,但是我不赏识他的散文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等我则认为他们爱国上进之心是有的,认真钻研专业是可取的,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后来都卷入到学生运动中来了.汪曾祺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马识途《想念汪曾祺》,载《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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