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解读蔡元培杀君马者道旁儿》：本文关于蔡元培杀君马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公元1919年5月10日,北京各报刊登了一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公开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启事一出,举国哗然,北京群起,天津呼应,上海声援,学界连番上书,政界争论不休,大总统徐世昌亲发指令,历经数月,直到蔡元培先生返校上任才告一段落.一人辞职,而全国忧虑,其个中情由,本文无意深究,仅就“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作一些解读.
当时,大多数人不明白蔡元培先生为什么夹杂这样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使得原本简洁清楚的公开启事反而显得晦涩曲折,有学生还特意写信求教,为此,北京大学教授程演生做出解读,刊载在5月1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说：“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风俗通》,原意指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止,至于死.至于蔡先生用在启事中的意思,大略是“徒循他人之观快,将恐溺身于害也.”这个解读,解释清楚了原文的出处,并不足以消弭人们对这一用语的疑惑.事后,蔡元培先生自己说：“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显然,先生自谦,不便多说,也是人之常情.
看看启事原文就很清楚,假如我们将《风俗通》里的这句话和紧随其后的《诗经·大雅》里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一句从启事中删除,启事的内容同样完整,甚至更加明了.实际上,当时就不乏这样的议论,说蔡先生写这个启事,是又犯上了早年的八股病,开题之后用典破题,用“典故”的丰富内涵阐述自己的用意,尽管显示出作文者的渊博学识,也同时是八股文结构繁杂、语焉不详的通病.甚至还有许多无稽之谈对号入座,揣摩说：那是蔡先生隐晦地告诉当局,当时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导致交通总长曹汝霖家被焚,驻日公使章宗祥挨揍,和蔡先生本人无关,是瞎起哄的孩儿们犯下的过错,把“道旁儿”、“君马”解读成学生、大臣,显然是望文生义,张冠李戴了.
这则公开刊登的启事,必定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结果.
从启事前后句顺序看,“杀君马者道旁儿”要么是前句“我倦矣”的阐述,要么是后句“我欲小休”的原因,要么,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并列用于阐述“我倦矣”,也并列用于引出后文,作为辞职的原因或者理由.可以看出,“杀君马者道旁儿”用得非常精彩,七个字,一个典故,交代得一清二楚,强健有力,明确、充分地表达出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心境.这种行文,可以说是作文的最高境界.提笔起题,用典故承接自己的命题,语言简洁,含义丰富,最充分地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然后直指用典目标,转向自己的文章所要说明的问题,顺势而成.当时尽管开始推广白话文,八股文依旧是作文章的主流.说它是作文的最高境界,就在于这个用典恰如其分,最为精准、合适.作文的最高境界,或者说大师作文,换一句话不行,换一个字也不行,就是这个字这句话,而且就是放在这里才恰如其分.
前文已经说过“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原意、蔡元培先生自己的解释以及它在启事中的作用,显然,这些都并没有将它具体的含义解释清楚.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遇上不得不对他人有所不敬的情况,往往使用委婉的语句,不好意思说得很直接,这样,当别人为之不满的时候,就有回旋余地.“杀君马者道旁儿”大略就是这样一种文章技巧.
先说说“道旁儿”.在中国,“儿”字常被用来指称“小人”,“小人”的特征是：目光短浅,贪图小便宜,追求个人利益,满足自己最低级的 ,这种人,一般不会在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会考虑到未来,更不会为国家、民族的事情耗费自己个人的精力和财富,最多也就是鲁迅笔下描写过的“看客”角色.“道旁儿”指的就是这样一些聚集在路边的小人,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极其常见.这种人,但有酒肉吃饱喝足就非常满足,每逢新奇事,比如学生上街游行,他们觉得热闹,必在马路边高声吆喝,跑前跑后,碰巧掏到个钱包,捡到什么物件,更是兴奋不已.他们并不在乎什么主义,也难分清社会主张里的正邪,但作为一个人,往往客观上构成了社会运动的一分子,甚至,没有他们旁观凑数,社会运动也难以构成气势.这些人也常被别有用心者用来造势,给点好处就成,比如一天的生计有人白给了,一天的时间用来去看了热闹.悲哀的是,他们也常常被别有用心者用来作为挡箭牌,甚至用作祭奠的牺牲,替别有用心者背黑锅,甚至被杀了灭口.
考虑到启事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别是蔡先生本人的学识、胸襟,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道旁儿”则除了上述的“看客”小人外,必定也包括当时所有对新学、新政、新文化、新技术、新社会、新思想采取观望、抵制、镇压的力量,这些“道旁儿”才是真正可怕的杀手,他们隐藏在单纯的“道旁儿”中,甚至公开站出来鼓动“道旁儿”们喝倒彩.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就不乏这种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力量,直到今天,人们改换说法,不再以“道旁儿”称呼,换作“赵家人”,你无法认定任何一个中国人是“赵家人”,就像当初无法认定任何一个人是“道旁儿”一样,可他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祸患无穷.
再说说“君马”.“君”在这里并非指“帝王”、“国君”,是属于泛指而不是特指,相当于说那匹马,那些马.启事沿用“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止,至于死”的原意,表达辞职的理由,更具体地说,是用来引申出自己身处社会变化中心的处境,因为自己就是被乘者驰驱不止的那匹马,跑得太久,已经非常疲倦；另一方面,应该是更为宏大、更为重要的引申意义,用来喻示当时被蔡元培先生形容为“洪水”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也就是新学、新政、新思想、新文化、新社会,这就是当时的那些奔腾不止的马,正在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这样,杀马人就不仅仅是原话字面上的道旁儿,还包括原典里的“乘者”,也就是前文提及的新文化运动的参和者、支持者、同道人,他们受道旁儿的鼓舞,驱驰不止,成为直接的杀马人.若用时下的法律知识判断,追究杀马凶手,那就是乘者而不是道旁儿.可是,道旁儿才有杀马动机,乘者则无意之中成了杀马“罪犯”,他们原本和马同道,甚至也属于马的一部分.
蔡元培杀君马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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