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为演说家的蔡元培》：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蔡元培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蔡元培（1868-1940）,是人们熟识的革命家、教育家,而作为演说家形象的蔡元培,则被世人关注得甚少.其实,蔡元培一生都与演说结缘.演说之于蔡元培,既是其革命和教育生涯的重要职业活动,也是成就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一大“利器”.
以演说开发民智
蔡元培与演说有深厚的渊源,早在1920年,北京大学新潮社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一书,共85篇,还附录《华工学校讲义》40则,其中的演说词“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蔡元培：讲演文稿》（杨佩昌整理,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4月初版）精选1912年5月至1938年5月的87篇演说词,被誉为“民国时期最有价值的国学大师讲稿”.
蔡元培高度重视演说,与其对演说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所处时代相关.晚清之际,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改良派戊戌变法失败,而近邻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日益强大,当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便将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亡兴国之道.蔡元培深感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页）,认为要救亡图强,必先从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着手.“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日学校,二日报纸,三日演说.”（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于是,蔡元培等有识之士便积极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兴建学堂,竭力以演说开启民智,促进思想启蒙运动.
“清末民初演说与学堂之结盟,值得认真关注.这其中,蔡元培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平原：《何为大学》,海豚出版社,2012年,第50页）诚哉斯言.职业生涯中,蔡元培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近代演说活动.1901年9月,蔡元培被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主掌教学管理,积极鼓励学生练习演说及说普通话.他经常说：“你们将来出校,除办学校之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启民智.这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要多练习演说！”（黄炎培：《八十年来》,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6页）蔡元培还指导黄炎培等学生“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师（指蔡元培）白导之,并以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同上）
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利用其职位优势,以演说为重要手段,竭力倡导和推动社会教育.
“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院,使合于讲演之用.”蔡元培在1934年所作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对这样的小事仍记忆尤深,足见其对讲演的重视.在北京大学时,蔡元培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针,成立许多社团,其中就有雄辩会与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于1917年12月的雄辩会“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分国语、外语两大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组,每月开演说会,每学期举行一次雄辩大会.1919年3月,“雄辩会”改组为“辩论会”,其活动范围仍局限于校内,重在练习辞令、切磋学问,属于自我修养的“学艺”.也就在这个月,北京大学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旨在“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具有担负社会责任的“事业”性质.在五四运动时期,平民教育讲演团十分活跃,先后有150多位北大学生走出校园,走向乡镇进行演讲.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蔡元培研究专家陈平原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一文中,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的演说活动作了评述,他认为无论是辩论会,还是平民教育讲演团,都以“言说”为主攻方向,对于推动思想启蒙、社会动员和文化传播、学术普及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为蔡元培演说作记录
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义务到各种重要场合发表演讲,除了一些应景的、公务性的演说外,对于一些专业性强的演说,他总是先列出提纲,甚至基本成文,但有时也即兴现场演说,再由他人记录整理.周恩来、就曾为蔡元培的演说作过4次记录.
1917年5月23日,应南开学校校董严范孙、校长张伯苓邀请,蔡元培在该校演讲,“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为其记录.
蔡元培讲述德、智、体三育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特别希望“体育号称发达者”的南开学校,“始终勿怠”体育,“为国人倡焉”.同一天,蔡元培又以“思想自由”为主题,为该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作演说.蔡元培首先对南开学校的思想自由大加赞赏,接着以人生、科学、学术为例说明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最后总结为：“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为定.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得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这两篇讲稿分别刊于南开学校《校风》第67期（1917年5月30日）和《敬业学报》第6期（1917年6月）.刊发时都注明“周恩来笔录”,周恩来还在蔡元培以思想自由为主题的演说稿前特别加了“说明”：“蔡先生取思想自由为题,名言谠论,娓娓动人.记者于六年前,即获读先生著作,今日始得一瞻风采,私幸之余,用是不揣谫陋,随笔录之,归而略修其辞,宣吾报端,以审同好.”
这一年夏,周恩来从南开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但也许是这次“笔缘”,增进了他与蔡元培的某种联系.蔡元培逝世时,周恩来撰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自由.”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还利用讲学社、北京大学这些平台,先后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学者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来华讲学,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西学东渐”起了积极作用.
蔡元培也与这些外国名流“同台竞技”.1920年10月,蔡元培与罗素、杜威等赴湖南长沙参加学术讲演会,他演讲12场次,其中有2场演讲的记录是做的.一场是10月27日在周南女校的演讲《美术的价值》,另一场是28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演讲《对于学生的希望》,这两篇讲稿刊于当年《大公报》,署名均是“蔡孑民讲,记”.还特意为《美术的价值》一稿加了按语：“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是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当时任《湘江评论》顾问——笔者注）记出给我的.”后来,这两篇讲演稿又分别刊于1921年2月15日、25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美术的价值》改名为《美术的进化》.
蔡元培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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