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杜文秀评价问题》：本论文为您写杜文秀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按：吴乾就是第一位为杜文秀辩诬的史学家.本文征引史料和调查材料十分宏富,且行文犀利,有力地驳斥了谬误.因原文太长,本刊作了删节.其中上世纪60年代的一些提法,请读者自辨.
摘 要：范文澜主编《中国近代史》给杜文秀论定为“祖国的和起义军的叛卖者”,郭沫若主编《中国历史》(初稿)说杜文秀是“背叛祖国、背叛回族人民”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无论范著还是郭著,在评价杜文秀问题上,都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没有根据足够而正确的资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过快地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它们得出这结论的依据一史料,是异常贫乏的,而且他们主要是根据法、英侵略者所提供的资料,或传闻疑似之辞,并没有拿丰富的、多方面的中国文献和调查材料互相印证,在某些问题上,连起码的所谓“辨伪”工作都没做到,而是法、英侵略者怎样说就怎样写.因此.在论述这问题时,有不少明显的史实上的错误,这就不能不叫人怀疑,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否确实可靠了.
关键词：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中国历史》(初稿)；资料贫乏；结论可疑
中图分类号：K254.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3-0026－14
一
从杜文秀死后到今天89年,对他曾有过三种不同的评价：清代统治阶级称他做“叛逆”；辛亥革命后,一般人倾向于叫他做“革命英雄”；解放后,范文澜同志站在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立场,主要根据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材料,运用马列主义的批判武器,给杜文秀论定为“祖国的和起义军的叛卖者”.范老是我们史学界所敬爱的老前辈,他的立场、观点和理论水平,都是无可怀疑的,所以《高中历史第三册》、《初中历史第三册教学参考书》、《中学中国历史云南乡土教材》(初稿)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历史讲义》等,在谈到杜文秀时,都根据范老的意见.最近由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初稿)第七册第二章第八节,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事”段内,它对杜文秀的评价,和范老的论点基本上是相同,不过它引用更多的外国资料,并将范老的论点加以发展,企图使范老的“论定”更有说服力罢了.
范老的立场、观点和理论水平是无可怀疑的,我应该虚心向他学习,但在评价杜文秀问题上,我对范老的意见是同中有异,未能完全一致.这分歧主要来自方法问题上.本来,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立场、观点正确,方法也应该是正确的.不过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一定条件下,立场、观点是正确的,但方法并不完全正确,拿历史科学来说,这里还有资料和资料的批判运用问题,以及过早地得出结论,再找有利于结论的资料来论证自己的结论的问题.就前一点来说,如果处理得不恰当,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从后一点来说,就不免带有主观主义色彩了.范老的结论似乎在前一点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至《中国历史》(初稿)的主笔者却有点二者兼而有之了.对杜文秀的评价问题上,我和他们的分歧主要在此.
在这篇短文里,对杜文秀的评价问题,不可能一一都谈到,现仅就(一)关于史料和史料的批判运用问题,(二)关于杜文秀遣使赴伦敦和君士坦丁堡“出卖祖国的云南和云南各族居民”的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请同志们批判和指教.
二
无论范老写的《中国近代史》或郭老主编的《中国历史》(初稿),在评价杜文秀问题上,都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没有根据足够而正确的资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过快地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它们得出这结论的依据——史料,是异常贫乏的,而且他们主要是根据法、英侵略者所提供的资料,或传闻疑似之辞,并没有拿丰富的、多方面的中国文献和调查材料互相印证,在某些问题上,连起码的所谓“辨伪”工作都没做到,而是法、英侵略者怎样说就怎样写.因此,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有不少明显的史实上的错误,这就不能不叫人怀疑,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否确实可靠了.这种情形,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里还处在萌芽状态,在《中国历史》(初稿)里就大大加以发展了.所以,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主要是针对郭老《中国历史》(初稿)而发,试作“书评”性质的论述.我们先把《中国历史》(初稿)的原文抄录如下,再进行分析.它说：
“1856年回民群众纷纷起事,不久汇合成三大支.一在南部,以马德新、马如龙为首.一支在西部,以杜文秀为首.等马德新是滇南伊斯兰教总掌教,隐然成为三支共同的领袖.”
“马德新是一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早就有建立所谓‘伊斯兰独立国’的野心,1861年表面上投降清政府,暗中却进行建立‘独立国’的阴谋活动.1863年他设法将马荣的回军调入昆明,杀死清朝云贵总督后自己署理总督.马德新随即召集马如龙、杜文秀等商议共同建立‘独立国’.马如龙这时已投降清朝,被封为总兵官,坚决反对马德新的计划,率兵将马荣赶出昆明.杀死马荣.”
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马德新是迤南、迤东、迤西“三大支”回民群众的共同领袖,是杜文秀的顶头上司；同时马德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早在1863年他就曾召集杜文秀等商议共同建立“独立国”,杜文秀既然听命于马德新,又曾应马德新之名,到昆明来,“商议共同建立‘独立国”’,所以杜文秀也早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了.如果这个论点是对的,就为《中国历史》(初稿)下两个论点提供了前提：1868年杜文秀和英国侵略者的勾结和1871年杜文秀派使者去伦敦,都不过是杜文秀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本质的进一步发展罢了.
我们试看看《中国历史》(初稿)这个论点所依据的史实是不是可靠的.首先,马德新是否以“滇南伊斯兰教总掌教”的身份,“隐然成为三支共同的领袖”?我们认为,当日回族群众起事,仅分迤东南和迤西两大支,并非三大支,迤东南回众的首领马联陛、马荣等力量单薄,始终受迤南马德新、马如龙指挥：马如龙起事,他们响应；马如龙投降,他们也跟着投降了.马德新是大理下关丰呈庄人,由于他曾朝麦加,并在麦加、君士坦丁堡、埃及的阿历山大城和新加坡等地游览和学习阿文、神学、自然科学,前后达七八年之久,故在云南回族中有很高的声望.他于1849年回国后,初任建水回垄的教长,迤南回众起事时,他寄居玉溪,因此,他和马如龙被迤东南回众推为首领是事实；同时,由于回垄是马如龙的故乡,马如龙又是马德新的阿文学生,故马如龙对马德新言听计从,加上马德新在宗教上崇高的声望,他的地位还在马如龙之上.但迤西回众起事时,马德新并不在迤西,所以尽管他是大理人,他并非迤西回众的首领.当日清政府也认为他不能指挥迤西回众.事实上,杜文秀始终没有听命于马德新,我们只举他对杜文秀屡次诱降都没有成功,就可以说明.马德新和马如龙等经过三次围攻昆明,最后于1862年投降清政府后,即承巡抚徐之铭之命,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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