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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1983年的一次专访中直截了当地表明,“我必须承认,较之性而言,我对自我技术以及相关方面的问题更有兴趣———性令人厌烦”[1].
距离1976年《性史》（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犛犲狓狌犪犾犻狋狔）第一卷《求知意识》（犜犺犲犠犻犾犾狋狅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出版,其间长达八年之久未见后续,直到1984年福柯才出版了第二卷《快感的运用》（犜犺犲犝狊犲狊狅犳犘犾犲犪狊狌狉犲）和第三卷《关注自我》（犜犺犲犆犪狉犲狅犳狋犺犲犛犲犾犳）.在这两卷中,福柯的研究焦点返回到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近1000年的西方古代世界,考察古代人自我塑造主体的诸种方式,也就是展开从希腊罗马到早期基督教时期古代世界对自我主体之构成的方法及过程的探寻.
这看起来似乎与他过去长达二十多年对知识、权力、主体和真理的研究发生了重大断裂,从过去以知识/权力为核心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自我或自我关系上.回顾福柯的研究历程,20世纪60年代他关注知识话语对主体的塑造,70年代关注权力的谱系学,考察疯癫、犯罪和性等历史实践中的主体建构,关注一种权力和支配的技术学,80年代他转而关注一种关于自我塑造的学.可以说,在此之前,福柯关注的是知识、权力的控制技术,之后则是关注自我技术,也就是说,80年代回到古代世界的研究,福柯是将外在权力的运作转向自身,转向了一种自我自发地对自我施加权力的研究中.
《福柯文选Ⅲ：自我技术》中节选的《自我技术》一文中,福柯指出,我们不能只按照表面价值来接受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经济学、生物学、精神病学、医学刑法等———而应该将它们与各种具体技术相结合,进而作为人类了解自身工具的“真理游戏”而加以理解.就此,福柯区分了四种“技术”类型,自我技术是其中之一.（1）生产技术,使我们能够生产、转换或操控事物；（2）符号系统技术,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或进行意指活动；（3）权力技术,规定个人行为,并使人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4）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在他人的帮助下进行一系列对自身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改变自己,完善自己[2].
这四种技术中,福柯更为关注的是后两种,即对他人施加权力使之屈服的权力技术和对自我施加影响,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塑造的自我技术.在此,福柯也简明扼要地概括出了自我技术的基本意涵,并且他将研究的范围推及到公元前从古希腊、希腊化罗马时期到罗马帝政时期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这一广阔漫长的历史时期.
《福柯文选Ⅲ：自我技术》节选的文章、访谈和讲座文稿,涉及古代世界中自我技术的三种主要的实践领域：性的领域、关注自我和直言.福柯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或理论的层面上探讨自我技术的意涵及其变迁,更重要的是,他在对自我技术的考察中,将晚期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实践行为与主体的塑造相结合.
一、性的领域的自我技术
在《快感的运用》中,福柯从性的角度探讨一种自我技术的方式,主要是研究古代人如何通过对性的运用塑造自己,在如何处理快感的方式中建构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惯常认为性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对自由宽泛,而只有到了基督教时期性才被纳入了一种严苛的管控监督和审查机制之中,而福柯发现,事实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在希腊罗马时期的异教文化中,性并非如表面上表现出的那样大度包容；相反,基督教的苦行主题一开始就在异教文化中埋下种子,只是在异教文化中,关于性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技术层面的体现[3].
在福柯的研究中表明,古希腊时期就存在对性和性快感的运用与控制,然而,这是一种无实用目的且不关乎道德的自我实践的方式.换言之,古希腊人对性的控制和快感的运用并不受制于外界的禁令或道德的强制束缚,而是出于一种自发的审美追求.它首先是一种个人自主的选择,其次这种审美生活方式也仅限于少数人,而不是一种强加于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在福柯看来,这种限于精英的个人生活实践选择,旨在通过对性的践行,使自己过上一种美的生活,获得艺术式的人生,将生活锻造成一种美的存在,进而以此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这种主题的连贯性一直延续到早期基督教,但中间也存在着一些变化.希腊化罗马时期对性的节制就同古希腊纯粹出于美学层面的发生了些许偏移,福柯从几方面论述这种细微又重要的变化.
首先,随着婚姻观念的形成,对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和非生育需求的性行为有了严格的限定,对于性和快感运用的目的也从古希腊的生存美学的理念逐渐过渡到一种外在附加的理性需求.福柯举了一个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作品中的例子,据说是塞浦路斯君王（Cyprus）尼克斯里斯（Nicocles）解释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妻子忠贞不二,“因为我是一国之君,而且,作为他人的指挥官和统治者,我必须表明我也有控制自己的能力”[4].这里表现出一种既出于美学也是出于政治层面的和实践初衷,一个人杜绝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由对政治权力、荣耀、声望和对美的生活的追求共同造就的.
其次,福柯发现与公元前4世纪相比,在公元2世纪时,性行为有损于健康的这种观念更为普遍.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认为对待性行为必须非常谨慎[5],最好只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因为过于频繁的性行为和放纵的性快感都有害身体健康,对性行为的控制从一种医学健康的层面被加以解释.
第三点就是与男童的关系上,尽可能地不要与男童发生身体接触,对此,福柯解释道,这一准则从柏拉图、伊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到后期的斯多葛学派都有所表达[6],只是从程度和考量的标准上有所变化,由性行为本身到快感,再到的限定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直到基督教时期乃至现代社会,这一禁令变做到更为严苛.
由上述福柯对性在古希腊和希腊化罗马时期的表现及其变化的阐述不难看出,在前基督教时期的异教文化中,对性领域的实践并非如先前所想的那样百无禁忌,事实上,从古希腊到罗马帝政时期,再到早期基督教,对性行为和性快感的运用与控制的相关准则在历史演进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主动转向被动的过渡地带,最终将性作为严格管控审查的对象的基督教只是强化了这一禁令,将其彻底带入了一个由外界力量强制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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