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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民意的太后改嫁
清初有三大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经孟森、郑天挺、王锺翰等学者辨证,顺治、雍正二案真相大白,惟太后下嫁之案,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科尔沁博尔吉济特氏,本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因其子福临后来做了皇帝,遂升级为皇后,死后谥曰“孝庄”.
福临登基,犹是“*”,处治不了国家大事,廷议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称为摄政王.多尔衮是皇太极之弟,即是福临之叔,故被称为“皇叔父摄政王”,简称“叔王”.然据郑天挺考证,“叔王”之“叔”,并不是指多尔衮的皇叔身份；“叔王”乃是一种爵秩,比亲王更高级,与辈分、地位及年纪无关 （《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蹊跷的是,多尔衮被尊为“叔王”三年后,又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字少了一个,级别则提升到无以复加.福临本来是有个爸爸的,现在又出来个“皇父”,算怎么回事呢?难道真如郭德纲相声所谓“您的父亲们”?恰在这时,流亡海外的反清复明义士张煌言写了一首诗,中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春官指礼部,仪注即礼节制度,盖谓太后改嫁是空前的大事,以往没有定章,礼部赶紧新订了一套婚礼的执行方案.显然,这是听说改称多尔衮为“皇父”后,有感而作.于是,太后下嫁之谣风传于世,历数百年不息,直到今天,犹有信以为真者.
然依孟、郑二氏的意见,“皇父”即如“皇叔父”,不过是加恩尊尚之义,与通常理解的父子之父不一样.古代帝王尊称大臣为“父”,事不一见,如周武王对吕尚、唐德宗对郭子仪俱称“尚父”,齐桓公对管仲、秦始皇对吕不韦俱称“仲父”.以此,福临尊多尔衮为“父”,不算没谱.当然,反对这种解释的人也有,如胡适就写信给孟森,谓“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王锺翰则用满文字书解释“父”（ama） 字之义,谓“生我者之谓父”,此称不宜滥施 （《释汗依阿玛》）.然则各执一词,两不相下.但是,即算“皇父”就是皇帝他老子的意思,也不能证明孝庄真就嫁给了多尔衮——最多可以说叔嫂通奸,但不能说举办了婚礼.至此,传谣信谣者碰到一道逻辑难题.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不讲逻辑,如王锺翰,即曰：“多尔衮既可称为‘皇父’,太后当然可以下嫁多尔衮,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这个说法近乎宗教信仰,不足语于考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太后下嫁的“铁证”——大婚诏书.
可惜,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没能找到这份诏书——如果确实存在的话.看似最接近的一次,在1946年,刘文兴发表 《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册跋》,说其父在宣统元年任内阁侍读学士,整理宫中文档,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遂以闻于朝”,缴了公.此后,诏书不知下落.消息传出,波澜再起,前此信以为真的人好似吃了定心丸.然稍作思考,不难发现,这还是在绕圈子,终究没人见过诏书嘛.人证不如物证,其理易明.不料,再过三十年,人证竟“翻供”了.清宫史专家朱家溍是刘文兴的朋友,当面问他,太后下嫁诏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氏直承：“不过为了题几句,加一点噱头,容易卖出去而已”（《研究清代宫史的一点体会》）.原来,这是一场“炒作”.
由此可作总结：孝庄、多尔衮之间或有暧昧,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决不能说太后下嫁王爷.然世人多好奇,若非有类似奇闻不断涌现,终觉往事不足叙,今事不足闻.于是,历史不妨戏说,新闻必须炒作.常言作者引导 读者,不如说民意塑造了历史.
左宗棠的“美容”事故
历史事件的意义不断被后人修正,历史人物的面貌亦因此不断改变.譬如,曾国藩的面貌,自晚清以来,就经历了数次“整容”.一开始,是“中兴名臣”；及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便成了不知大义的“民贼”、“元凶”（章太炎 《检论·近思》）；自唯物史观占了上风,更被全面否定,变成“汉奸、刽子手”（范文澜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近二十年来,风尚又变,才渐渐恢复了“文正公”的庄严.依有难同当之义,他的战友和同事——左宗棠,自也逃不过“整容”；惟宗棠之“整容”,非如“变脸”之类大手术,而更像点痣、纹眉的“美容”小手术.因为,宗棠除了参加内战,还与英、俄等帝国主义作过斗争,他的事迹是吾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少数几个亮点之一.尽量弱化他在内战中的表现,甚而表明他有积极、进步的另一面,是对他进行“美容”的根本原因.
于是,范文澜撰 《中国近代史》 （1947年）,乃云：“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这段叙述的深意在于,宗棠并非自始即甘心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而是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甚至有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易言之,不是宗棠拒绝革命,而是革命家不带他玩；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若然,可说手术成功.
但是,手术真成功了么?我们来做个鉴定.
先看看“比较可信的传说”是怎么回事.早于范氏,对太平天囯战争进行深入研究的史家,萧一山为最著.他写 《清代通史》 （1932年）,就提到了宗棠与秀全的故事,只是,他注明 “传闻之辞,未可轻信”.更早,提到这段传说的则是日人稻叶君山撰 《清朝全史》 （1914年）,略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此说或不诬也”；按,《支那》,即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创办的 《二十世纪之支那》 杂志；撰稿人多为两湖留日学生,故稻叶说,“据长沙人言”.那么,宋、黄等青年长沙人又听谁说的呢?还得往更早的时候查,最好能找到咸丰二年长沙保卫战时的第一手材料.找啊找,天佑宗棠,果然找到了.
其时,长沙知府为仓景愉,他有一部回忆录——《静叟自述》,“咸丰二年”条云：“茶陵牧刘旭,失守降贼,献攻城论及诗文甚多.于城外空屋中获之.念此等乱臣贼子,登诸奏牍,于国体有关,毙之狱”.按,景愉自始至终参与了长沙之役,诸凡布防、捕匪、抓间谍之事,无不躬亲,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不会不知道.同时,他与左宗棠相处极不融洽,并因“私铸大钱”案被宗棠严厉查处,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决不会为贤者讳.可见,当日长沙城外,确实有人投奔太平军,为革命事业献计献策.只是,这个人不是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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