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洋务运动中代表人物的洋务观比较分析》：这篇洋务运动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晚清四大重臣,为延续晚清60年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19世纪60-90年代,以他们为中心,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本文通过对四人洋务观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其形成的过程和对洋务运动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中体西用；影响
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的个人经历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853年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因此成为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历经千辛万苦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因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官至总督,这段时期是形成关于曾国藩洋务观的重要时期.曾国藩一生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开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之父；二是独创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的领袖；三是重视家风建设,著有《曾国藩家书》闻名于世：四是将儒学发挥到极致,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文化.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晚清重臣,著名湘军领袖,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科场的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上层,进而实现人生抱负.于是他转向经世之学,开始留意农事,读遍群书,潜心专研舆地兵法.左宗棠与曾国藩一样靠镇压太平运动发家,初露峥嵘的左宗棠引起了朝野的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尤其在1865年创办福州船政局,创建福州海军,为晚清江山社稷付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留名千古.
李鸿章,（1823-1901年）,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创建北洋水师.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亦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总局.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了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李鸿章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二是大力兴办洋务,是洋务运动的“扛大旗者”；积极倡建近代海军,签订了卖国条约.
张之洞,（1837-1909年）,数晚清历史人物,曾、左、李之后,应该就是张之洞了.1881年初,46岁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这是张之洞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20余年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张之洞署理湖广总督期间,开办了大量的洋务事业,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张之洞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办实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械炮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轻工业企业；二是办教育,兴办新式学堂（华科大、武大等高校前身和中学）、报馆,并派遣留学生；三是编练新军,武备文事并举.
二、洋务观的共同之处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内平叛逆和外御列强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对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意义.四人主张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四人的洋务观有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一）时局观相同,都认识到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随着1840年战争的爆发,中国国门被迫向外国开放,从此中国被搅入资本主义列强控制的洪流,民族日益加重.与此同时,以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为典型“官逼明反”式农民起义席卷十几个省,建立了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清王朝统治出现危机.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四人为挽救清王朝统治而展开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曾国藩：“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左宗棠：“洋人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三千年一大变局”；张之洞：“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二）自强观相同,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威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但西方的坚船利炮使洋务派产生浓厚的兴趣,四人一致认为通过采西学、制洋器可图自强.曾国藩认为求做到西学之术能图自强即“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左宗棠认为中国要御侮自强只能把聪明才智运用于制器上,不能以义理为中心,不然不能达到自强目的,即“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李鸿章认为清军对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炮窳烂,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张之洞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
（三）求富观相同,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感到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拮据、后勤供应不足、燃料短缺以及没有运输、电讯等事业相配合的困难,于是他们开始感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从而把注意力转向“求富”.李鸿章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对此,洋务派提出“求富”口号,通过官督商办建立民用企业为清政府积累财富.
（四）人才观相同,都重视科技教育,培养科技后备人才.曾国藩算做到上是中国近代真正积极实践现代化建设的拓荒者：一是建立兵工学校；二是派遣留洋学生.在曾国藩视察江南机器局时赞许容闳的建议——“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张之洞在兴办教育方面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的,仅在武汉就*高校百多所,還有报馆等.他奏称学宗旨：“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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