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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中草原书写身份焦虑》：该文是关于多元文化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伴之以经济结构的“突变”,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突转”.这对于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学而言也意味着某种深刻的或者说根本性的变革：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主流文化对民族边缘话语都产生着巨大冲击,这是一次由多元文化取代一元文化,由现代文明颠覆传统文明的一种彻底的变革.虽然,这种变革也并非一蹴而就,但多元文化所代表的城市文化、现代文明、西方话语等多重意蕴逐步渗透到草原文化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多元文化、经济结构处处显露出文化优势、文化特权之时,草原文化呈现的是散落一地的精神残骸：边缘、互涉、断裂、焦虑乃至缺席屡屡出现在草原文学的书写之中.因此,与其说草原文学作家关注的是经济现象本身,不如说他们更关注现代化进程中边缘民族的精神困境.如何在多元文化中,既保持草原文明发展进步,又保持草原民族的独特民族精神,避免被主流文化同化,是摆在草原文学作家面前至关重要的精神生态问题.

在日益繁荣的经济大潮之中,身份的焦虑这个业已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在中国也日益凸显.随着现代性车轮的滚滚前行,浩莽草原也无法保持遗世独立的高洁姿态.阿来一直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对嘉绒藏区进行俯瞰式的文化记录,他把目光放在了曾经安宁,却在多元文化的侵袭之下蠢蠢欲动的乡村.在他写于1982年的作品《红苹果,金苹果等》中,就部分展示了尚未完全萌动的乡村景象.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主流还沉浸在不可遏抑的“现代性冲动”之中,这时诸多的老一辈草原民族作家在积极拥抱时代大潮,并努力将个体的民族身体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虽然,阿来的写作也没能脱离“*”结束之初公式化、口号化尚未从文学中褪尽的特征,但是在文本的缝隙之中,却展示民族认同和身份焦虑的端倪.作者用头发“不是等而是等”;“才不穿”这样孩子气的语气描述少女泽玛姬对城乡、民族、文化的对比与选择.这个敏感又自强、自尊又自卑的藏族农民少女,在某种意味上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草原民族身份焦虑的缩影,诚然,结尾空泛口号展示了颇具浪漫理想的未来,但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建立在“他者”（尤其是有优势的文明）的认同之上.这篇“清新的短篇”[1] 有着缺乏现实说服力的贫弱与迷茫.但那种边界民族敏感、踟躇、孤立、流浪的感觉却是如此的深刻动人.在他的另一个短篇《猎鹿人的故事》中,主人公身份的焦虑被书写得壮烈而凶猛.桑蒂因为女友在汉族家庭中跟他分手,并骂他是“蛮子”,一怒之下割掉了女友的鼻子.在这种血性的爆发背后,隐藏着多重“他者”的认同危机：民族认同（桑蒂是藏族,女友是汉族）、文化认同（桑蒂是“藏蛮子”,女友是“文明人”）、城乡认同（桑蒂家在乡村,女友家在城市）的多重危机.藏边青年桑蒂在爱情中的激越与苦痛,也可以理解为相对弱小的民族/文明面对主流/强大文明时的无所适从与脆弱.阿来在遵循个体生命存在体验的基础上,揭示多元文化之中民族精神的存在困境.

然而,这种表达在当时单薄而微弱,很快就被淹没在“现代叙事”的洪流之中,但焦虑作为现代人普遍面临的难题在阿来日后的书写中得以延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伴随着多元文化和现代性进程,草原民族传统价值的断裂与被颠覆都是不争的事实,草原民族身份的焦虑也日益凸显.文化定位、地理位置、民族生态的悬殊都会导致生命个体的焦虑.在《芙美,通向城市的道路》之中,阿来并没有正面书写城乡、民族、文明之间的对照和冲突.但芙美在奔向城市道路中的那种失根的悬浮感,以及为摆脱乡村/民族命运的奋不顾身,都展示了消费世纪对草原民族的异化作用,“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想和冲动.”[2]无疑,芙美是作者梦想系列的一员,只是她的梦想很实际,也很卑微：摆脱贫困、落后的乡村生活,被城市接纳,而且身份的焦虑时刻困扰着她.诚然,在阿来笔下也不乏美丽的乡村乌托邦想象,但由于文明进程不同,相较之落后、弱小民族面对扑面而来的多元文化时,那种理性审视、复杂痛楚以及无可奈何,却是如此的真切动人.“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等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3].在阿来的笔下,有完全汉族做派的混血（藏汉）表弟瞿增富（《电话》）,在部队中把自己名字改成汉族名字的王成（《孽缘》）,迷失在权力认同之中的贤巴（《遥远的温泉》）等他们在多重文化互涉中丢掉自己的民族之根.我们也不难在阅读中发现,阿来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保留乃至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城市只是“很贴近的遥远”,失去了民族根脉的“芙美们”只能在“虚空中飘荡”.他在《梦魇》中用意识流的手法深邃地展示了奔向城市后的道路,在似梦如幻的氛围之中那种在城市文明中无处藏身又无处逃遁的焦灼与压迫有着切肤的质感.可以说,阿来独特的汉藏“文化流浪”的经历,使得他对于漂泊、孤独与身份的焦虑有着更为深刻而切进的认识与表达.

时代在进步,民族也在发展,甚至在自觉不自觉中被同化,当民族抑或农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蒙昧、落后与低人一等时,身份的焦虑由此而生.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也曾用“力不从心”、“述说的困惑”、“寂寞无音”[4]来叙述保有民族纯粹时的惶惑无力.事实上,全球多元的语境之下,民族/乡土的劣势日益凸显,而乡土中国对现代文明的想象,就是“到城里去”. 刘庆邦曾以《到城里去》为题,书写了乡村进入城市的漫漫崎岖之路,及文化冲突所诱发的身份焦虑.遗憾的是,乡村对于城市而言是底层的“他者”身份,而民族身份自我认同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隔膜,城市/现代文明以高蹈的姿态,在精神上摧毁了草原民族的“自在”的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同时,却不会完全接纳它.阿来在《空山》中写道“无论是在外来的游客眼中,还是当地人的心目中,汉与藏,已经不是血缘的问题,而是身份的问题.”[5]在“我”与城市的女博士的相处之中,女博士“没来由的优越感”[6]彰显着民族认同的潜在不平等,女博士代表着先进文明对所谓落后文明的态度：好奇却不接纳.而林军的身份确认则更进一步地说出了身份多重关联域：汉藏、血统、城乡.即便如此,阿来依然在《血脉》中坚守着民族身份的自我确认：“父亲踱到我面前等问：‘你以为你是藏族,是吗?’‘我是.’‘你真的想是?’”在这段貌似哲学论辩的叙述中,显示作者对纯洁民族身份的坚守.阿来自觉地保存关乎民族回忆与情感的本真记忆,保持本民族原始的生命状态,来对抗“影响的焦虑”.

在阿来的创作之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问询,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也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定守望.我们发现,阿来并没有回避身份认同的焦虑、民族精神的挣扎、现代性的失重等问题,但他却能在书写处于劣势的民族的艰难处境之时,没有焦虑的愁苦、控诉命运的不平,而是用立足于民族个体生命的生存经验,透明而自然地面对和书写似乎本该如此的生活,来应对文化的挑战和身份的焦虑.阿来的作品渗透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流淌着夕阳的光芒,他的书写不是炽热,而是温暖.

责任编辑安殿荣

注释：

[1]阿来：《幸运与遗憾》,《民族文学》,1991年

第1期.

[2][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

《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225页.

[3]阿来：《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

《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4]萨娜：《没有回音的诉说》,《作家》,2002

年第3期.

[5][6]阿来著：《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