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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整篇小说,一直有个疑问是,“我”为什么要去寻找已逝的周琪源?远在家乡的周琪源的死为何会使“我”的生活无比窒息,非得寻找一个出路不可呢?无疑两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在一群被扔进命运囚笼的人中,“我”和周琪源都从对方的眼中发现了理想灼下的痕迹和相同的渴望,刹那间两人站在了同一战线上,隔着遥远的人群互相观望,并幻想着自己的另一种生活.
“我”的内心有一条向远方进军的道路,穿过县城的火车带来了外面世界的心跳,“我”为之振奋,有一种孙少平式的“走出去”的渴望,外界的艰难苛苦也甘之如饴,“我”在出走过程中是个绝情的人,跳出父亲的掌控,无视奶奶的哀求,驶向一片惊险刺激的海洋.小说里写到“我”的一个梦境：“我”因不得不回到县城而惶恐绝望,这恰是当下“北漂”者的心态,死也要死在自己心爱的大城市里.漂泊成为“我”的主旋律,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前方执着,这是理想主义的基调.
而周琪源由于严厉的家庭教育,缺乏“我”的勇气和魄力,但一直笔耕不缀,在学习和创作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怪人”,在回乡人满为患的中巴车上念书,拒绝任何人的探访.小说中多次提到周琪源的普通话,这是大城市的标识,而他始终不怎么会瑞昌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自我保护,避免自己“沉沦”在泥泞的乡音之中.他虽一直没有离开,但是胸怀抱负,以自己的笔尖触摸外面的世界,理想主义色彩同样浓厚
两个人分别在肉体和精神上出走,不仅充满着理想主义的 ,而且还带有随之而来的盲目.“我”在乡下爱上一位姑娘只因为对方穿了一件从京城来的风衣,在外“穿州走府”最后得到的仅是生活的累加,和其说“我”知道漂泊的目的,不如说“我”更爱漂泊本身.周琪源也是如此,文章发表带来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自我定位,他一直在世俗*和“出走”这个模糊的理想之间徘徊.
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大潮早已过去,在小说里,“我”和周琪源面对的无边的功利主义和世俗主义,他们找不到同盟和旗帜,在自己内心保留一块理想主义的苗圃的同时,孤独和无归属感随之产生,并造就了他们的遗民心态,和他们心中的外界——瑞昌显得格格不入.两个人的性格分处叛逆和顺服的两个极端,所选择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因此,遗民心态也随之有所变化,在“我”身上表现为放逐,对周琪源来说则是游离.
“我”在毕业归乡的时候就体会到一种被放逐感,“我坐着豪华大巴通过南昌八一大桥,看到高耸的双塔像一扇放逐的门”,这时直观的感觉只是被从城市放逐到乡村,而随着无聊人生的在 桌上逐渐铺展且像流水线一样按部就班时,“我”感到了命运的被放逐,在漫不经心的和世俗接触之后,毅然离开.但是外面的世界并没有给“我”归属感,在“我”和周琪源仅有的几次谈话中,谈到“我“的羽绒服,说：“朋友送的,我买不起.”简单的一句话就透露出外面的世界不属于自己的悲哀,而我一直逃不脱出身和拮据带来的自卑,在老家的前女友找来时,“我”逃避的是城里人的目光,带着城市的女友去自己破烂的出租屋里 时,“我”感到尊严的挫伤.直到奶奶去世, “我”送葬回到故乡,这时的“我”身心俱疲,想让灵魂找到一个归属地,而可悲的是亲人们只是敷衍,在他们心里,这是个浪子,根本体会不到“我”的话里面的沧桑,因此,“我”已经被故乡放逐.而周琪源的死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路,曾经心中的道路（乡——县——首都——纽约）也被自己亲手掐断,最终成了自我放逐.
无形之中,“厂里人”成了一种暗示,这个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乡镇的特殊人群,在自傲和自卑的互相牵扯之下,产生了“游离”的心态,而父母分别来自乡下和城里的周琪源更加如此.从小既受到父亲的严格克己的农民改变命运式教育,又吃着母亲的菜肴,憧憬城市的同时,感受到“流放的抑怨”.他表面虽然挂着“不得罪人”的微笑,但内心深处瞧不起庸俗不堪口吐瑞昌土话的这些人,甚至包括“我”.所以他能对俗世漠不关心,沉浸在自己的不懈追求里.但就像前面说的他追求何物自己并不清楚,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一个强硬的父权的压迫之下,他和自我也成了“游离”状态.他不像“我”那样“绝情”,对亲人关怀备至,为出走的准备一直在做,但是却从未有实际行动,所有的一切,都在放弃和坚持的边缘,最后,一场癌症既是一场意外,又是宿命,也是压抑的结果,但让他不用做出选择了.
从他们两人理想主义遗民的心态出发,文章开始的问题似乎就有了答案.处于放逐状态的“我”一直在自我怀疑和抵抗沉沦,把周琪源这个远方同在奋斗的人当成唯一的精神血脉,文中甚至直接说周琪源是“我”的另一种可能.在小说前一部分“我”的叙述中,周琪源其实是一直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在学生时代的堕落是充斥着对命运的嘲弄和反抗的,“我”对父亲说：“玩也是做 ,不玩也是.”里面有着对未来幻灭的悲哀,但“我”反抗的方式是放荡,以消极的大学生活来抵抗未来永恒的平庸.而用功的周琪源,不得不说是对“我”强烈的刺激,因此“我”既强迫自己瞧他不起（嘲笑他的整齐呆板）,又忍不住对他关注有加.在“我”心里建构起一个永远在用功、英俊而且说普通话的周琪源形象,之后,每当“我”遇到生存困境或是自我放逐的时候,这个形象既是一种“灼伤”,让我奋发向上,又让我得到自嘲自轻的快感,以减轻挫折带来的钝伤.“我”和自己想象中的周琪源即是战友又是对手,“我”仿佛找到的自己的精神动力,在一片沙漠中找到理想主义的绿洲.
因此,和其说寻找周琪源,不如说是寻找另一个“我”,另一个仍在奋斗而没被生活和世俗打败的“我”,但另一个“我”已经被癌症毁灭掉了,“我”并不接受他就这样消隐无踪,他的死讯让“我”再次面临放逐,所以要回到他的故事,寻找他奋斗过的痕迹,和自我的印证.所以我们在小说的另一部分看到“我”对周琪源的追溯,直至他父母.死神癌症被描述称一个如影随形的朋友,周琪源一直在抗争中和其相伴,走完最后的日子,并且小说中详述了周琪源病中对家庭的牵挂,在职位上的卓越成就,“我”也为他的一生画上了“一直在准备出走”的句号,因此他被塑造成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贡献的理想主义人物.小说题目为“模范青年”,应当指的是周琪源,他不仅是其他人眼中的“先进工作者”,也是“我”想要找到的理想主义的“模范青年”,充满着坚韧和执着,“我”也因此以一个这样的的周琪源挽救自己沦落的灵魂,最后“我”帮周琪源喊出心中的声音：“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切等一个人只要强烈、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
但是小说后一部分的叙述并不只有理想主义幻灭时的悲壮感,还充斥着被命运缠绕的没落感.阿乙把周琪源的故事上溯至其父母,详述他的家庭、成长、性情,仿佛从他一出生就陷入命运的十面埋伏之中,有种无法抗拒的宿命感. “我”对于周琪源的一生是惋惜的,因此,“我”执意寻找到他的过去,来解释他为何没有选择出走直至毁灭.在寻找的途中,“我”同时也发现了理想主义在周琪源身上产生的异变.生活已经把周琪源钉死在这个小地方,如果继续活着,他的人生轨迹必将沿着世俗的升迁道路前行,在这个环境下,他的理想已经打上了世俗的烙印,因此小说中提到当一个有威信的领导来看望他时,作者这么描述：“这是周琪源梦中所期待遇见的人.”“我”在周琪源身上已经看到了理想主义的沉沦,这是他走上的这条道路的终点,对“我”来说,一位战友的死亡并不可怕,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的陨落才让我倍感孤单,天地之间,孑然一身.因此“我”也 抗拒着他的生活道路.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文化心理的解体使得理想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务虚”到“务实”,国人的自我追求和精神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就未完全建立的自我意识迷失在物质金钱的大流之中.理想主义并不是一剂良药,但会激发人们追求自我价值的渴望.阿乙的《模范青年》让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式微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社会以生存之手挤压它,传统借亲情之手束缚它,而理想主义者的内心也充满着矛盾冲突,他弹了一曲时代的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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