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掘金时代的历史切片》：本文是一篇关于历史切片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南国自来商贾之风兴盛,海通之后尤甚,虽然也在革命时代起过几次波澜,但终究不比商海沉浮里的风浪有力且绵长,毕竟革命的浪漫主义背后,还有吃喝用度这等“现实主义”的俗事,就是革命本身,也要耗费极大的工夫.尤其对广州人来说,吃饭穿衣喝早茶早已是深入精神无意识的大事,再加上地理上近港,切身地感受着国际化,长久以来的积习,与落到生活细处的实际最终形成气候,养成一方水土,令广州能够最先对改革开放之声做出回应.
也因此,上世纪十年代,南国对于内地,除了政治意义上的“试验田”“窗口”,更多的是一种含混的、神秘的语义象征,包含了类似掘金潮、淘金客、白领丽人、大哥大、苹果牌牛仔裤、港币、玛丽等,这些充满异质内容的能指,索引出一座另类的城市,当全国普遍处在封闭观望之时,这里的任何一个慢动作,在内地看来,都是风驰电掣.那一种从未经验过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四海八荒的熊熊野心,这便是转型时期的南国,作家张欣笔下的广州城.
张欣原是北方人,北人南居加上作家的细腻,使她有着旁观者的客观清醒,对广州十年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也格外敏感.首先,她共时的观察视野将一个刚刚开放、逐渐兴盛的广州城简化为若干的物化景观,为同时代提供了新鲜的审美体验.比如只能消费港币的友谊商店、外宾出入的白天鹅酒店、立体剪裁的阿玛尼时装、华伦天奴或卡佛连等国际品牌、五百四一打的金利来袜子、沙驰或古姿手袋、圣罗兰男装、姬仙蒂娜香水等等.这些符号式的物象在九十年代潮流性的“新写实”小说行列里,是夸张的存在.与印家厚犯愁的生计,小林家馊掉的豆腐相比,简直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次元内,是新的美学内容.
按照丹尼尔·贝尔对社会需求的分类,“一类是基本需要（Needs）,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即提供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另一类是欲求（Wants）,是“不同的个人因为趣味和癖性的不同而产生的多种喜好,欲求已经超出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面,它因而是无限度的要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如果说印家厚和小林夫妇挣扎于基本的生存需要（Needs）,那么张欣笔下的广州人已经开始追逐（Wants）.就像《如戏》里的蔡丰收,雕塑家的工作并不能满足他攫取巨大财富的愿望,于是,他断然抛弃自己年轻有为的雕塑家身份,下海经商.他不介意做些其他艺术家们所不齿的装修设计施工、广告牌制作、裱糊灯箱等粗糙工作,只要能迅速地积累财富,工种无所谓.他甚至为自己的“变节”找到了理论支撑,“艺术并不是靠坚定和贫穷来支撑的,那是闹革命,背了把油布雨伞就可以跟着八路军走,艺术有时候需要相当华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财富非但不是亵渎艺术,反而是滋养艺术的方式,这便是广州的逻辑,金钱至上的逻辑.在全中国普遍挣扎在需求（Needs）线上时,广州显然已经奋斗在（Wants）层面了,这吸引了大量来碰运气的淘金客.相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广州的新移民都有着不可比拟的适应速度,人们从内地纷至沓来,几乎是放下行李便一头扎进匆匆人群,第二天已经能相约着吃早茶谈生意了.也不是没有伤春悲秋,只是生存压力摆在那里,来不及,也没时间.“掘金时代给人的安全系数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坎儿,一扇门,你有可能就是过不去了.不要说家庭解体,就是轻慢生命,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掘金时代》）对此,新移民和老土著们意见统一,在商业化社会里按商业化逻辑行事,这是他们相同的理念,也构成了城市运转的法则.
但适应毕竟也需要心理时间,尤其对于有着漫长经验的乡土社会,社会转型的速度过快,难免造成心理上的失重.以《掘金时代》里的慧珠穆青夫妇为例,慧珠的经商天才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家里的物质生活水平,便在多深的程度上刺激了丈夫穆青的自尊心.对于一个长期穷困潦倒的书生,家里的房子变大、伙食变好、存款变多,这些与时代步伐一致的物质改变非但没能带给穆青幸福感,反而令他觉得屈辱,因为没有一样是他赚来的.相比推销员妻子的掘金能力,他的作家身份在这个时代里显得异常尴尬,一方面是个体遭遇社会变革,“市作协的维持经费捉襟见肘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大多数的壮劳力与男丁,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半年来拿一次都没有什么积极性.红过的作家永远不会理解无名作家生活的艰辛,他们大可以在出够了国领烦了奖之后大谈捍卫什么、抨击什么以及使命感.而无名作家就像无照小贩一样,拿着不够糊口的工资,再拖上家累,吃饭变成了首要问题.”（《掘金时代》）另一方面,城市新的价值观正在形成,“过去工资还能撑一阵儿,再说那时候大伙都穷,谁也别笑话谁.现在贫富多悬殊,没钱连小偷都烦你,没听人家说吗,富人全家去旅游,还在家中桌面上放几张票子,省得贼找不到钱急了砸电视,穷人家里倒是没有浮财,回家一看电视机准泡在浴缸里呢.现在可好,物价飞涨,工资倒少了快一半.”（《掘金时代》）
新的价值观正在逐渐取代旧的,时代正在大张旗鼓地改弦更张,新兴的商业化法则带给知识分子极大困扰,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理想主义置换为现实主义,甚至威胁基本生存.《爱又如何》里的朱可馨和沈伟本来是一对神仙眷侣,他们相识于校园,婚后甘于清贫,“悠闲地在体制内读书写字,晚饭后漫不经心地散步”是他们所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对于金钱的概念,两人的观点一致：“赚那么多干嘛?够花不就行了么?金钱之外还是有许多我们需要珍视的东西.”（《爱又如何》）然而,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并没能持续,商业化的冲击击溃了体制内的保障,“躲进小楼成一统”瞬间就成了桃源旧梦.孩子的奶粉、入托费,老人的医疗费,家里的粮油米电煤,哪一样都要从市场流通中获得,也必然要遵守市场运转规律.对于朱可馨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长久以来坚持的价值观就这样被生活实际打败,生存的危机将信仰建设后置,原则底线、崇高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脆弱不堪,赚钱成了第一要义.这似乎将问题突出,对于被逐出主流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面对时代的转换,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易辙,“与时俱进”；要么固守,终遭抛弃.前者,典型的是《掘金时代》里的穆青和《爱情相对论》里的尹修星.穆青书生落魄,失意失业之际被老友左云飞推上了冒牌洋行的总经理一职,然而圣洛朗的西装革履之下,是一颗不懂经商的心,几番闹腾最终只剩下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相比之下,尹修星虽然成功转型,成为知识分子转型儒商的成功案例,但商业成就和巨额回报却击破了他的初心,他宁愿斥巨资保全他女儿肮脏的母亲,一个凶手,也不肯还世界一个公道.如果说商业化时代里,知识分子积极地投入时代并没能获得一席容身之地,那么坚持信仰似乎终将被放逐.《冬至》不得志的画家许弘,他的美学理想与大众文化相冲突,对此,他的选择是“我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美学追求去迎合潮流,哪怕是辞职或者不被任何人承认我也在所不惜”,然而结局是注定的穷困潦倒,连画布和颜料的供应都要妻子节衣缩食.类似的还有《岁月无敌》里的演唱家方佩,她坚信即使是市场化的趋势下,艺术也必须要有足够的美学诚意,否则只能是一时的流行,不具备传世的价值.当然,方佩如此坚持艺术理想,但生活却很残酷,她身患癌症终究因为付不起巨额手术费而不治致死.可见,无论是迎合潮流还是坚持理想,转型期的商业社会都不是知识分子适宜的属地,张欣作品中,唯一一个坚持严肃艺术并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是《如戏》里的雕塑艺术家匡云浓,却也因为不懂经济法则而受到经纪人的操纵,也就是说,市场经济面前,精英知识分子几乎丢盔卸甲,这便是张欣既爱又恐惧的都市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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