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孙中山北上晤袁和民初政局》：这是一篇与孙中山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 1912年夏秋之交,孙中山北上晤袁这一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恰为研判民初各派别关系的流变,提供一个切入点.袁世凯促成孙中山的北上之行,得益于南北政争形势的演变.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了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各方面的议题.并且,共和党、统、国民党稳健派、国民党激进派等各方政治力量纷纷出场,展开了竞逐与博弈.透过其间,既展现了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攻防关系以及势力的消长,彰显了民元南北权力格局的变化、政党派系的分野与离合,同时也隐喻了民初政治局势的走向.
关键词 孙中山,袁世凯,北上进京,党派关系,民初政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8-0048-09
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进京晤谈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十三次会谈.目前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北上的专题论文仅有两篇,且论述略显单薄,①另有部分研究涉及了孙中山北上的某一个侧面,如入京演说、会晤逊清皇室、迁都提议等.②然而在上述论著中,对于事件全景性的梳理,以及孙袁会谈背后隐喻的南北关系、党派竞逐等政治文化内涵的把握,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拟在挖掘代表民初各党派立场的报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分析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的意图,解读孙中山进京晤袁的战略考量与南北权力格局演变的内在关联,*孙、袁在会谈中间虚与委蛇的一面,揭示民初各政党派系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关系.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选举总统、副总统、参议院皆属临时性质,临时大总统须于十个月内召开国会,制定憲法,选举正式大总统.4月2日,袁世凯向孙中山发出了进京晤谈国是的电文.③
袁世凯首要考虑的是解决临时政府向正式政府过渡期限内的困境.《大公报》在社论《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中指出,袁世凯政府在内政方面存在着“军界之害”“政界之害”“党界之害”“省界之害”“种界之害”五大问题,④揭示了新立临时政府兵变频发、内阁更迭、党派私争、与地方隔膜的现象.此外,临时政府在外交层面还面临着借款与取得列强承认的困局.故而,袁世凯期冀与孙中山会面,共同商讨内政外交议题.
再者,羁縻革命党人也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进京的动议.南北议和结束初期,尽管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但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依旧具备一定的影响和声望.南方革命党人仍拥有两江一带的兵权,并掌握着相当部分的地盘,尚可同北洋政府形成鼎足抗衡之势.鉴于此,袁世凯企图在拉拢孙中山的同时,也旨在摸清革命党人的意图,进而将其动态布置在自己的监视与掌控之中.①值得关注的是,此间袁世凯亦向各方名流发出了求贤之电,包括黄兴、章太炎等原革命党人,梁启超等原保皇派,前清旧官僚、旧立宪派徐世昌、严修、沈秉堃、张謇等,孙中山北上正是在名流进京热潮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收到袁世凯的电文后,孙中山并未即刻予以回应,这主要缘于其此际正筹划游历武昌之行.4月9日至12日间,孙中山应副总统黎元洪之邀赴武昌议政,乃是基于对武昌战略地位的判断.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黎元洪统辖下的武昌作为南京与北京二者的中间势力而存在.据某欧报的观察,武昌为“第二之都会,有无上之特权,足与北京相抗.其军队之组织,并不即行解散,留俟第一次议会召集之后,再定办法”.②可见,若武昌偏向南方革命党,有助于增进孙中山方面的势力,反之南北权力的天平则向袁世凯一方偏斜.故而,孙中山来鄂意在联络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感情,二人畅谈时局,孙“称黎公为中国第一伟人”,黎“复颂先生功成身退,洵足光媲尧舜”.③并且,孙中山还特意在临别茶话会上,批驳建都北京的合法性,强调武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主张在武昌、南京中择一,作为都城.④
孙中山在武昌得到黎元洪及湖北各界的盛情款待,无形中对袁世凯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就在孙中山抵达武昌当日,袁世凯便致电黎元洪,代劝孙中山北行.⑤次日,袁世凯派遣范源廉、张大昕赴鄂,谨修寸函一封,并附摄影相片一张.⑥除监视孙、黎交欢的动向外,袁世凯亦深知武昌在北京、南京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更迫切希望削弱孙中山在武昌社会的影响,防止武昌向革命派一方倾斜.对此,孙中山覆电道谢,但言急于返粤,缓日北行.⑦
尽管南下返粤确系孙中山于赴武昌前既有的行程安排,并非有意搪塞袁世凯的说辞,但作为革命党势力大本营的粤省,确是孙中山解职之初经营计划中的重点,因而稳定大后方相较于北上晤袁则更显急迫.4月25日至6月17日,孙中山不仅缓解了粤省因*都督陈炯明不辞而别引发的人选争议危机,力促各界达成了拥护胡汉民担任都督的共识,⑧而且消解了王和顺等秘密会党所掀起的“取代粤省都督”和“二次革命”风潮在民众中的迷惑性,并宣讲了粤省安定之于民国统一的重要意义.⑨
在此期间,面对孙中山在粤声望高涨,袁世凯更频繁电催孙中山尽早北来.5月7日,袁世凯以咨询四国借款及国民捐为事由,再提赴京之事.⑩5月11日,袁世凯再电孙中山,盼于粤省秩序恢复后,即速北来,并拟派公子袁克定“至沪迎迓”.{11}5月26日,袁世凯复发“万急之电一件”,称政界险象环生,“拟与孙协筹挽救之方”.{12}内中既有着欲将其从南方调至北方的特殊用心,同时也是防范革命党势力在南方整合扩张的必要手段.然而,孙中山却屡次以粤省政局初平,暂难北上为由婉拒.{13}对此,袁世凯心急如焚,据《大公报》观察称,双方连日“往返密电甚多,或一日三四次”.{14}直至6月7日,孙中山始给予袁世凯渐为明朗的答复,表示“约一月后抵京”.{15}
孙中山态度的转变,除了此际粤省政局相对稳定,稍有余力关注北方事务以外,还有着北上平息内阁风潮、调和南北党争、宣讲铁路计划及民生主义的考虑.
首先,较为棘手的是唐绍仪内阁解体与陆徵祥内阁风潮的先后上演,使得袁世凯惟有寄望孙中山进京筹商调解,力图解决组阁中南方革命党不合作的行为.一方面,基于唐绍仪内阁系混合性质,一半阁员为南派中人,而孙中山作为南方革命党领袖的代表,在助为平息安抚方面显然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避免因此导致的南北感情破裂；另一方面,从内阁风潮产生的根源而言,乃是《临时约法》条款中以责任内阁为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故而,袁世凯语人称,若此际孙中山进京,无疑是妥善转圜总理与总统关系的契机.①诚然,袁世凯频繁的邀约,也是孙中山盛情难却,将北上纳入议程的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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