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礼仪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回首迎宾往事,是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内容.1965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迎宾往事,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今日科学规划,从容自如,尽现大国风度,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从诞生到前进,再到崛起的坚实步伐.
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为4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当时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 ”前：大规模、高规格
“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动员大规模群众夹道欢迎,组织数万人民群众参加欢迎大会;“高规格”则是说我国出面欢迎的领导人级别高、人数多.“大操大办”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新中国创建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这一时期,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亚非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中国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
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领导人决定访华,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国宾.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泽登巴尔的随行人员共4人,即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恩·拉姆苏伦、外交部总秘书普尔布扎勒、东方司副司长都勒布尔金、泽登巴尔的秘书乌勒吉巴雅尔.另两位成员——教育部长巴·锡林迪布、驻华大使博·贾尔卡赛汗已先期到京.
蒙方全团共7人,中方到机场迎接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却有18人.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兼 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 主任杨尚昆, 人民政府 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抵达北京时,从机场到迎宾馆有50余万人民群众欢迎,万人空巷.
大规模、高规格接待国宾,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 .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乌兰巴托接来,中国外交部副外长和礼宾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 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 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下榻勤政殿）,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总统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陪同伏罗希洛夫自南苑机场乘坐敞篷汽车到中南海（下榻勤政殿）,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待部门准备了中、苏国旗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队伍.访问上海时,除了22万人夹道欢迎,还在文化广场组织了20万人欢迎大会.
1959年,也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访,中国领导人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4位领导人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访,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迎接场面,高规格高礼遇以及细致周到的接待,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中国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 ”时期：干扰和改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迎送国宾礼仪,投入了过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这种大操大办的做法,造成了浪费,滋生了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因而引起 注意.遵照 指示,在周恩来指导下,自“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起,外交部对迎宾礼仪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不再为国宾来访安排群众欢迎大会;群众夹道欢迎规模适当压缩;取消机场讲话,为节约领导人和国宾时间,仪仗队停止进行分列式表演（1983年8月恢复）;外宾参观时不再组织群众迎送等.不过,这种礼宾改进势头,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一些正常的迎宾规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货色”予以取消,例如国际上普遍接受的鸣放礼炮欢迎礼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即被迫停止（中国1961年起开始为来访国宾鸣放礼炮,至1966年废除,又于1983年3月恢复）.同时,又号召“立四新”,到处悬挂 像,把 语录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外宾,要求对外场所都要呈现“文化大革命”新气象和革命风貌.在 思潮的驱动下,外交部在1966年9月29日规定,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准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位外国元首来访.接待国宾的礼仪活动,毫无例外地凸显出浓厚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应赞方要求,我方派出专机,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达总统一行,令客人更想不到的是,机组人员除了做必要服务外,还在专机上为客人表演歌颂 的文艺节目,向赞方客人赠送 像章和《 语录》.更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机场欢迎仪式,安排红卫兵向客人献花,同时也献上《 语录》并当场背诵.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取消了常见的鸣放礼炮礼仪.卡翁达总统检阅的是陆、海、空军以及民兵、红卫兵组成的“五军”仪仗队,和3000名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见面,数十万群众从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夹道欢迎.欢迎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 画像（一向是悬挂两国国旗）,而把中赞两国国旗挂到主席台对面.赞比亚贵宾对中国十分友好,未在意中方那些非常规的“礼仪”安排.
礼仪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为适合礼仪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做人的150个基本礼仪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