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这是一篇与孔子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公案.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献中的“诗三百”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国语》载《商颂》十二篇可证两周之际所存诗篇数目远非今比.一般认为,孔子整理《诗经》在其晚年,然据《孔子世家》,孔子47岁时已开始修订诗书.近年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诗经》类文献的公布,促使人们对历史上“逸诗”问题重新考虑.刘向校书时,以“中秘书”三百余篇去重留存今本三十二篇,从方法与数量上皆与孔子删诗相类.
[关键词]孔子删诗；诗经；二重证据法；出土文献；清华简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01-04
“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学术公案,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史记》中关于《诗经》系孔子删定的记载,为《汉书·艺文志》所采信.三国时,吴人陆玑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其中叙述“四家诗”源流,言《毛诗》时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由此,“孔子删诗”成为这一学案的经典表述.
首先对“孔子删诗”说提出质疑的,是唐人孔颖达.他在为郑玄《诗谱序》所做的《疏》中指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提出的“书传所引之诗”问题,基于文献统计,所论颇为有力,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历代学者如郑樵、叶适、朱彝尊、崔述皆依此反对“孔子删诗”之说.虽有欧阳修、马端临、顾炎武、王崧为“删诗”说多方辩解,终未能动摇孔颖达立说之本.
近代学术史上,孔子是否曾经“删诗”的问题,也是学者的重要关注对象.1925年至1926年左右,古史辩派重新探讨中国早期历史的时候,学者对这一问题多有讨论,相关文章录入《古史辩》.张寿林在《（诗经）是不是孔子所删定的?》一文中,持否定孔子删诗之说观点.胡适的《谈谈（诗经）》亦持此论.由于胡适的学术地位,否定孔子删诗说在当时成为定论.虽有个别学者如华钟彦先生极力反对,亦难挽狂澜于既倒.
回顾学术史,反对“孔子删诗”说者最重要的一条论据,是文献中“诗三百”一语的存在.孔子屡言“诗三百”,见于《礼记》和《论语》等先秦文献.《论语·为政》篇载孔子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礼记·礼器》记载孔子论及“诗”与“礼”的关系说：“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论者据此以为,孔子既屡言“诗三百”,说明在孔子以前已经存在一种篇数约为三百的《诗经》文本.以“诗三百”为《诗经》专名,“三百”为《诗经》篇数,似成为学界共识.此说与文献引《诗》之疑相互支撑,几将孔子不曾“删诗”之说铸为铁案.然而考察文献可知,这一认识实为误解.
先秦文献中“三百”联言的词语,出现频率很高,往往并非实指,而是极言其多的一种修辞手段.从词汇学的角度来说,它属于王国维先生所言“成语”.王氏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首先揭示了先秦文献中的这一语言现象.王国维说,《诗》《书》中“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有所不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关于《诗》《书》成语的论述是孟子“不以文辞害”（《孟子·万章上》）说的现代学术表达.
作为“成语”的“三百”,在先秦文献中最为典型的用法,莫若《左传》关于魏擘“距跃三百”“曲踊三百”的记载.《左传·僖二十八年》记晋军攻人曹国后,大将魏肇严重违犯军纪,且胸部受重伤.晋文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病”为受伤极重之意.魏辈知文公意,“束胸见使者”,“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以示尚健,从而保住了性命.关于“距跃三百,曲踊三百”的意义,杜预对此注解说：“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犹励也.”孔颖达为《左传》所作《疏》指出：“以伤病之人”“不可为六百跳也.”其实,用力连续跳高、跳远六百次,不但重伤者不可能,对于身体强健者也是难以做到的事.
“三百”一语在《诗经》中不乏用例.《小雅·无羊》有“三百维群”,《曹风·候人》有“三百赤芾”.《魏风·伐檀》中,“三百”一语三见,即：“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亿兮?”“胡取禾三百困兮?”以上所用,皆极言其多,是一种文学性的修饰语言.倘以为“三百”系实指,并用来释读相关诗篇,则不免焚琴煮鹤之讥了.
讨论“诗三百”的问题时,经常被引用的材料还有《墨子·公孟》篇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应当注意的是,《墨子》这里所说的“诗”,是泛指先秦礼乐文化制度中综合艺术的术语.“诵、弦、歌、舞”达“三百”之多者,言其大肆演乐,与“孔子删诗”中的“诗”（特指作为文学文本的《诗经》）含义是不同的.否则,“舞诗”即不能成辞.
由上述可知,孔子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为：诗有许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为：读诗很多,不能治理内政、行使外交；读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处.总之,《论语》等记载孔子所言“诗三百”一语,既不能证明孔子之时或之前已存在数目为三百篇的《诗经》文本,自然不能据此否定“孔子删诗”之说.
既然孔子之前所存“诗”篇数目完全可能大大多于三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这一文献统计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是战国时期的传《诗》统绪使然.王国维先生指出,孔子之后,“诗”之传承有“诗家”与“乐家”之别.他说：“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孔子所云‘言诗’、‘诵诗’、‘学诗’者,皆就其义言之,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孔子删诗”,是“诗家”成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诗经》由孔子删订后,篇目确定.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皆据此传承,孔子所定《诗经》文本建立起了在先秦儒学中的经典地位,从而影响到其后各种文献的引《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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