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重要途径》：该文是关于公共政策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公共政策的制定经过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方案选择过程之后,还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在此之前必须经过政策的合法化过程使政策方案成为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该公共政策才具备合法性.而合法化过程一方面必须由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主导,另一方面必须获得社会公众对于政策的认同和接受.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公众对于决策活动过程的知情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必然涉及到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和公共政策自身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这也是当前大力提倡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因之一.
关 键 词：公共政策；合法性；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和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19-06
收稿日期：2015-06-18
作者简介：刘立洁（1962—）,女,吉林四平人,吉林省军转中心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为党政管理.
政策制定的目的在于通过执行以实现预期目标.而要使政策方案能够顺利执行就必须赋予政策方案一定的权威性,以保证政策的目标群体对于既定政策的接受和服从.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往往依靠武力手段强迫社会公众接受其政策.而在现代 社会中,则必须通过法律化的手段使公共政策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由于公共政策所涉及的是对社会价值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所以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力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最终的决策方案也必将是各利益群体相 弈并最终达至妥协的产物.也即最终能够获得顺利执行的政策方案必然是适当考虑了社会各方群体特别是普通公众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在此情况下,公共政策获得公众认可也就具有了合法性,否则必然会由于合法性的缺失而致使政策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一、公共政策合法性释义
在对政策过程的分析中,一般都将政策合法化作为政策形成和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1]并认为只有通过合法化过程将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才能保证执行的权威性.关于政策合法化的主体,托马斯·戴伊认为是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们——国会、总统和法院的任务.[2]这里所指的合法化仅仅是政策获得“合法律性”的过程,而它和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存在一定的区别.在具备“合法律性”的同时,公共政策还需要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这样,才可以说该政策具备了合法性.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即“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合理的或符合道义的”.[3]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应当是指社会公众对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所制定政策的认可.这种认可和接受显然不能是受政府强制力所胁迫的,而应该是社会公众基于这样一种主观认识：即他们认为政府制定的政策符合自身的利益而自愿服从.
政治自从出现至今,经历了由直接 向间接 尤其是代议制 的发展.虽然现在人们一般都已接受 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但伴随着 制度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不同观点.首先是对直接 的否定.因为理性的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当直接 发展为“民粹主义”之后而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其实质是对社会正义的践踏.由此,萨托利在其《 新论》中说,不能将 理解为没有限制的“多数统治”,其应是“受少数人限制的多数统治”,而“ 前景取决于多数可以变为少数和少数能够变成多数”.[4]正是由于对直接 下“多数人统治”的不理性的恐惧以及现实中的种种制约因素,才使得现代 制度的实践一般都采取代议制这种间接 的形式,即人们通过选举等程序选出代表来代替自己行使权力,通过这种“委托—— ”关系而自愿接受这部分代表的“统治”,由此导致的现实结果就是国家、社会的统治权实质上就掌握在一些少数的“精英”手里.精英主义理论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现实,因此这一概念自从帕累托和莫斯卡提出之后,经过韦伯、熊彼特、米尔斯等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分析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模型.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人们虽然通过选举程序而使当选代表获得了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也即基于选举组成的政府具有了进行统治的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是否人们也相应地认可了当选代表或政府所制定政策的合法性了呢?关于这个问题,18世纪欧洲古典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爱德蒙得·伯克在对选民的一次演讲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你们的代表不仅应当用勤奋,而且应当用他们的判断来感谢你们.如果他为此而服从了你们的意见,那么他就是背叛了你们,而不是在为你们服务”.[5]汉密尔顿也认为“民众永远是犯上作乱和变化不定的,他们的意见和判断很少是正确的”.[6]可见,无论是伯克还是汉密尔顿都认为,当选代表做出决策时不必重视选民的意愿,而普通公众却应当接受代表和政府的决定,因为这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这也就成了现实政策制定中直接享有决策权的“精英”群体谋求决策合法性的道德依据.而现实并非如此,戴伊通过一系列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实证分析后发现,在对许多焦点问题的政策取舍上,美国公众的意向和观点都和现行的国家政策存在着明显的分歧.[7]由此可见,虽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必须以政治合法性或政府的合法性为基础,但政治及政府的合法性并不能作为政策合法性的充分条件,也即公众对于政府的认可并不必然代表对于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的认可.如果仅以选举基础上的政府合法性来强迫公众接受所有政策,显然是对 价值的极大偏离.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往往会以不服从的方式来加以反抗.罗尔斯将这种不服从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行动,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8]不服从的直接后果是使政策遭遇到执行上的困难乃至失效.而这种不服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或诉诸暴力的形式,就可能会威胁到政府的统治秩序,动摇政府的合法性根基.现实中各种程度的不服从现象时有发生,我国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就是其代表.[9]
公共政策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重要途径为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公共政策专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