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公共政策医疗行为和责任配置》：本文关于公共政策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从法政策学的角度对侵权责任的制度绩效进行观察和验证,是后侵权责任立法时期中国民法学的重要学术使命之一.本文以医疗损害责任为分析对象,竭力展示公共政策与责任配置之间的微妙关系.研究表明,现阶段公共卫生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加强管制约束来提高医疗服务的质与量.在此背景下,医疗损害责任的功能定位只能是激励而非补偿；且由于医疗服务自身的特性,相关责任配置的隐性激励作用更加突出.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在归责原则、责任形态和损失分摊方面分别存在激励不足、不当管制和风险无关的缺陷,极有可能导致制度失灵、立法目的落空,亟需加以改进.
关键词：卫生政策；医疗行为；医疗损害责任；激励；预防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5.18
侵权责任法立法已经尘埃落定,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应该说,逻辑自恰的法律文本设计固然重要,但实践中的制度表达是否真正实现了立法者原初的预设却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命题,这有赖于对立法目标的考察和实际效果的验证.传统的法规范学以矫正正义为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对侵权法规则进行组织、适用与评价,隐藏于其背后的是自然法的先验哲学,对立法合理性的评判难免会带有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虚幻色彩.相反,法政策学以功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将侵权法视作政府贯彻公共政策目标的政治工具,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观照和回应,缘此具有了超现实的理论导向和实践品格.吊诡的是,虽然中国民法学界向来视法规范学为其学术正统,但立法活动和司法裁判却是以法政策学为理念支撑和行动逻辑的.当社会福利取代了个人道德成为立法评价的标准时,我们对侵权责任法的认识可能就有了另一番景象.本文以我国当前医疗体制改革为背景,选取医疗损害责任为典型样本,将提炼后的公共卫生政策作为审视侵权责任法制度绩效的前提,从医疗损害责任的功能定位着手,递进到国家立法的制度实现问题,落定在制度矫正和策略转向上面,藉此为后《侵权责任法》时期的民法学术研究提供一条值得重视的法政策学分析进路.
一、公共卫生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对公共卫生政策加以清理,将其核心意涵予以凸显,是法政策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双重属性的特征,各国政府均将为公众提供高质量且公平有效的医疗服务视为无法回避的政治使命.树立良好的政策目标,确立妥当的发展模式,推行有效的执行机制,既是执政者获得民众政治认同的策略保障,也是全社会实现有限医疗资源最优配置的行动前提.因此,充分调动包括立法规制和司法裁判在内的政治、经济、法律、组织、信息等各项社会资源来确保医疗卫生政策的实施,就成为了各国政府的共同选择.
从国际背景来看,尽管各国在卫生市场和健康文化上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在卫生政策目标上却呈现出总体的一致性,即以有限的资源投入获得最佳的医疗服务业绩效.在具体实现路径方面,主要有市场激励与管制约束两种方法.卫生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特殊产品,存在构成要素复杂、信息不对称、结果不确定等问题,很难进行标准化评估,单纯的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实在有限.对此,有学者强调,医疗服务领域和教育服务领域,是市场机制最容易失灵的两大领域.然而,为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所引进的任何一种“政府干预”机制,同样也存在失灵的可能.因此,单纯的市场手段或单纯的政府手段都有着致命的局限.当今发达国家的做法是,走向管理型市场化,在原本已具高度竞争性、高度市场化的体制中引入更多的管制和计划.而且,为确保医疗服务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无论从管制约束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医疗服务的行政管制都远甚于一般领域的政府调控.
在不同的卫生市场体系下,提升医疗服务绩效这一总体政策目标的表现有所不同.相应的,在市场竞争和管制约束两种手段的权衡上自然各有侧重.一般而言,医疗服务绩效的评价标准有三：服务质量、公众享用和运营效率.前两种标准反映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数量.质量意味着减少医疗事故以及实现患者预期；数量则指向提高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使更多的民众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简而言之,二者共同体现了传统观念上的医疗专业性.后一种标准始自近代社会以来医疗服务的福利化,强调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投入获得不变乃至更高的产出.如果说,前两种标准体现了卫生政策中的／公正诉求,那么,后一种标准则彰显了卫生政策中的功利／效率考量.
对比中外卫生政策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医疗服务在合理性和可及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结果,高昂的医疗保险费用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自上个世纪70、80年*始,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方兴未艾的“医疗费用削减”政策运动,至今仍是各国卫生政策的主要目标.受此影响,发达国家政府表现出对市场机制的偏好,旨在通过竞争来改革低效率、臃肿的医疗机构,从而根本上降低医疗费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经历了一场“市场化改革”的惨痛失败后,对医疗服务绝对市场化的有效性进行了反思,祭出了公益化的复兴大旗.2009年4月6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作为首要目标,同时确立了政府为主导和市场为辅助的基本原则.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优先于公正的卫生政策的选择,目前中国更倾向于公正优先于效率的价值取向,由此也决定了“管制约束为主,市场竞争为辅”的卫生事业发展基调.
在转型社会中,民众对医疗服务公正性的期待和憧憬催生了政府干预的理念.“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折射出中国现行的医疗服务体制在服务质量和公众享用方面的严重不足,惟有通过有效的管制约束并辅之以一定的市场竞争,才能从质量与数量两方面同时满足社会需求.在当下中国,管制约束的行动策略之所以能够取得优于市场竞争的地位,除了与政府竭力塑造“执政为民、心系群众”的公仆形象密切相关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仍处于医疗服务卖方市场这一情势判断.医疗资源的整体短缺,使得医方在提供医疗服务产品时处于优势地位,内部竞争无法对医院和医师的行为产生有效的刺激,从而不得不借助外部管制的手段来矫正已然变形的行为模式.由是观之,中国卫生政策的实质就可理解为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管制方法来控制医疗行为,使之符合医疗专业性的内在要求.Bald-win曾经提出,规制作为一种卫生政策的实现工具,可以分为三类：国家强地适用的法律法规、经济调控和通过创造或强化社会规范和价值对社会实现控制的机制,其中国家强制的法律法规是最典型的规制形式.因此,在工具主义观念的支配下,任何围绕医疗卫生服务所展开的立法,其本意都在于
公共政策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公共政策医疗行为和责任配置为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公共政策专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