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宋朝经筵制度补阙》：此文是一篇宋朝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内容提要：在宋朝经筵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学界以前尚未论及的特殊情况.比如宋高宗南渡以后,出现了有经筵而不授经筵官的情况,还有重新以元祐时期的经筵官“翰林侍读学士”授人的情况.这是因政局动荡时期,朝廷制度建设不完备所致.此外,宋朝经筵官有职能分工之别,有任期,而经筵官的选任,还存在自荐、兼任的特例.
关键词： 宋朝经筵经筵官补阙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
按照笔者对经筵的一己之见,即：广义的经筵指的是一切教育最高统治者文化知识的学术活动.狭义的经筵指北宋确立的,有专门法规保障,在专门机构组织操作下,由担任专门官职的儒生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其中狭义的经筵制度,也就是宋朝经筵制度的专门机构、专门官职、专门法规、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科目六个要素齐备之时,是宋仁宗在位时期,因此可以说,宋仁宗时宋朝经筵制度真正确立.
一、宋朝经筵官设置沿革
照道理讲,总该先有了经筵制度,才能有经筵官.但是事实上,日后在宋仁宗朝直接成为经筵官的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的设立,却是在宋真宗时期.因此一并算入经筵官倒也无可厚非.而且宋仁宗初期时的经筵,直接沿袭的就是宋真宗时的讲读模式,宋仁宗乾兴元年十二月,宰相冯拯等讨论经筵讲读的模式,冯拯引用的就是宋真宗时的旧例：“天禧旧制,凡侍臣讲读皆赐坐,讲者设本于前,别坐而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57,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2525.所以不妨这样结论：宋朝经筵制度建设,是从宋真时宗开始,到宋仁宗时完成.按学界以往有观点认为宋朝经筵官设置开始于宋太祖时,如“宋太祖开宝八年始以崇政殿讲书命官”,见于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1编《皇帝制度类》,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45.或者把宋太宗时期任命翰林侍读也算作经筵官.以上观点,在笔者的拙作,邹贺：《宋朝经筵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毕业论文中,已经一一有所考辨,这里从略.
如此,将两宋经筵官兴废沿革情况简述如下：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设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此为最早,稍后增设的侍读、侍讲.宋仁宗在景祐元年（1034年）再增设崇政殿说书,此或比拟国子监说书而设,景祐四年（1037年）又添加天章阁侍讲.宋神宗元丰改制,去学士之号,设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复学士之号,元符元年（1098年）再去之.南渡以后,延续元符之制.
问题是南渡后,李心传在记载范冲出任经筵官时,出现了疑问：“渡江后,独范元长尝一为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0“翰林讲读学士条”,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207.意为靖康以后的经筵官中,只有范冲被任命为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这段文字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是列于“翰林讲读学士”条之下,就是说李心传也拿捏不准,范冲到底当的是翰林侍读学士还是翰林侍讲学士.
查《文献通考》“翰林侍讲学士条”载“绍兴五年,范元长以宗卿、朱子发以秘少并兼,盖殊命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4《职官八·翰林侍讲学士》,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491. 这里说的是翰林侍讲学士.因为《宋史·职官志》抄的是《文献通考》,所以文字略同.但也有写成侍讲的记录,“先是,侍讲范冲乞依仁宗迩英阁故事,写《书·无逸》、《孝经·天子》四章为图,设于讲殿之壁上.从其请,亲御宸翰写成二图”（宋）熊克：《中兴小纪》卷18,收入赵铁寒：《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7年影印光绪17年广雅书局本,第1册,页492、493.,以及写作侍读的记录“（范冲）迁起居郎.俄开讲筵,升兼侍读.上雅好《左氏春秋》,命冲和朱震专讲.冲敷衍经旨,因以规讽,上未尝不称善.”（元）脱脱等：《宋史》卷435《儒林五·范冲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12906.
可以肯定,马端临书中的一段文字最不可靠,因为他把朱震和范冲并列,朱震参和经筵时的官衔是“迁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转起居郎.”《宋史》卷435《儒林五·朱震传》,页12907.对此,赵鼎专门撰写有《乞除朱震职名状》一篇奏折（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乞除朱震职名状》,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2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8册,页675、676. ,事件背景是绍兴五年五月,在范冲授资善堂翊善、朱震授资善堂赞读后,范冲同时又被授予徽猷阁待制的贴职,而朱震却没有,因此赵鼎为朱震讨封.
朱震参和了宋高宗时的经筵讲读,却没有被授予经筵官的名分,这反映了宋高宗时期经筵制度的潦草.那么后人对范冲的记录出现冲突也就不难理解.范冲在绍兴年间的经筵中到底所任何官?和范冲同时的赵鼎有以下记载“（绍兴六年丙辰岁）八月某日,下诏巡幸沿江等先差兵部尚书刘大中、翰林学士朱震、翰林侍读学士范冲等”（宋）赵鼎：《建炎笔录》卷中《丙辰笔录》,收入《全宋笔记》第3编之6,来可泓、刘强整理,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页113.,还有“（绍兴）六年五月六日,吏部尚书、权翰林学士孙近言：‘本院学士胡交修已除刑部尚书,范冲已改除翰林侍读学士,即日止臣独员.窃虑文字拥并双□日难以旋进.乞望早赐差官.’诏给事中朱震兼权直学士院.”《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54,页2523.可知实是翰林侍读学士.又孙觌为汪藻所撰墓志铭中提到：“会翰林侍读学士范冲疏言：‘日历国之大典,比诏汪藻纂集,更涉岁月,稍见功绪.书未成而中止,积久散逸后益难措手矣.方今就问,可降诏令依旧纂集为一书,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册,非小补也.’”（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34《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志铭》,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2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5册,页361、362.
到这里,好歹把李心传的疑惑排解清楚,即：南渡之后,也就是南宋经筵的初期,制度不备,既出现过有经筵而不授经筵官的情况——此以朱震为例；又出现了元祐时期的经筵官翰林侍读学士的情况——此以范冲为例.至于范冲之所以被特别授予翰林侍读学士,特殊原因在于范冲的家庭背景,“俄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冲力辞,改翰林侍读学士,用其父故事也.”《宋史》卷435《儒林五·范冲传》,页12906.
二、宋朝经筵官分工
如前所述,宋朝共设经筵官七种,所分别任人者,或由于其人经史学问精疏、或由于其人官场资历高低,这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屡屡提到过.对于七种经筵官,以往研究所未触及的是七种经筵官的分工.
首先,不是所有的经筵官都有资格为皇帝讲读.侍读的职责,最初就是摆设,相关记载见于《宋会要辑稿》：“侍读初无所职,但侍立而已.自宋缓（当作“绶”）、夏竦为侍读,始令日读《唐书》一传,参释义理.每讲书日,古贤诗或取经书要言书一二纸,其后遂罢.又令侍读读真宗正说经史文字,涉凶恶事,亦须预说.无所规鉴,即不讲.”《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57,页2525.侍读角色的转换发生较早,因此后世,包括宋朝本朝人一并把侍读认成为重要的经筵官,这种认知其实不符合史实.
其次,宋朝经筵的必选课目经、史,分别由不同的经筵官担当讲读.事见“故事,说书之职,止于《通鉴》,而不及经.味道请先说《论语》,诏从之.”《宋史》卷438《叶味道传》,页12986. 此事发生于宋理宗在位期间,叶味道时任崇政殿说书.藉此可知,两宋的崇政殿说书一职,在经筵中主要担任的是史学课程的讲授.则反而推知,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及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后的侍读、侍讲,是担任着经学课程的讲授.所以崇政殿说书讲解经典需要皇帝专门批准,和叶味道相近的例子,还可见宋孝宗淳熙八年“九月十日,诏侍读、说书通共进讲《周易》一经.”《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14,页2295.按这条记载没有具体时间,查“惟《易》一经,实为六艺之原,致治之成法也.乃辛丑岁九月甲申得旨,令侍讲、说书专讲是经”一句,《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13,页2295,可知辛丑年为淳熙八年.
宋朝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宋朝经筵制度补阙为适合不知如何写宋朝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元朝是中国的耻辱历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