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物质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文学生活》：关于免费中国文学生活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中国文学生活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一 九年初,报人汪康年致函在杭州的友人高梦旦,询问一部叫《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作情况.原信已佚,但从高梦旦的复信中可知,汪康年连《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者是谁都没有搞清楚.汪康年的要求是：取得《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上海版权,而且是重新铅印出版.
高梦旦不太理解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本有雕版,重新排印只是一种浪费.他向汪康年表示,如果汪能提供雕刷费用,可将原板奉送；或者等到发卖印成之书收回成本,高再免费提供原板.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明末,汪康年坚持重排另印的做法确实会显得无可理喻.然而,晚清物质技术的变化,让汪康年的想法有了可行性.汪看中《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情节变幻,意绪凄恻”,销路看好,希图大量印销赚取利润,来贴补经费支绌的《昌言报》.所以他既不愿支付“ 十元”的雕印费用,同时企图利用新的印刷技术,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利润最大化.为此他甚至计划将之前《时务报》连载的翻译小说《长生术》和新译的《包探案》,附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合并出版.
汪康年的做法,以今之出版营销视之,相当合理,一是压缩印刷成本,二是和别的类型作品合并出版,增大市场保险系数.为了抢占市场,汪康年采用了“先行造势”的商业手段,一边还在和高梦旦书信往来商讨版权转让,一边已在《中外日报》上刊出广告,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赀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
今天的我们完全能理解汪康年在商业上的苦心：铅印重排,不是“更增糜费”,而是可以大大增加这部翻译小说的利润空间.高梦旦、林纾不在印刷文化中心上海,就不大明白其中关节了.在林纾、高梦旦、高凤岐反复劝说下,汪康年只好登载告白改称“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赀,又将本馆所偿板价若干元捐入福州蚕桑公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出版商已经懂得在广告中强调自己投入成本如何巨大,稿件如何难得,印刷如何精美,以佐证偏高的书价由来有自,可是这种商业套路遭逢了高梦旦、林纾“君子不言利”的较真,这样一来,也就抽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售价“白纸价洋三角,洋竹纸二角五分,不折不扣”的正当性.汪康年瞄准了商机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造成上海地区书局竞相翻印是书,却未能挽救《昌言报》于既倒,最初希图大赚一笔的计划终究落了空.
这个故事反映出在近代出版的转折关头,不同话语之间的碰撞.汪康年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寻求利益的最大化；高梦旦、林纾则保持着传统士夫避谈利益的传统和谦让克己的友道.数年之后,高梦旦应张元济之邀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馆国文部部长,林纾译的翻译小说亦大多随之转入商务,畅销不衰.而林纾后来和商务闹出纠纷,要求追补译书稿费,说明高、林亦实现了“汪康年化”,成为近代出版产业的一环.
上文案例来自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和小说研究》中的一篇专论《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和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
所谓“物质技术视阈”,是指出版物质技术（书写材料和印刷技术）出现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观照.像文学生产机制的改变,小说流播方式的进化,商业化模式的运作,对于物质技术因素都存在显著的依赖性.尽管作者声明决定小说艺术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创作者本身”,但不可否认,今日作而明日刊的报章写作,廉价而快速的石印技术,更广地域的销售和传播,都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文学生活的面貌.
在这个重塑过程中,上海无疑担当着最关键的区域角色.一方面,上海是面对西洋文化的窗口,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率先在此应用,太平天国事变以后的东南经济中心地位,又使得上海可以大量吸收江浙地区的资金和人才；另一方面,上海又向外输出印刷文化,人员、设备之外,还包括了印刷物的销售方式,如各埠设点销卖、临时摆摊售卖、函售邮购服务等.借助印刷文化的引进和输出,以上海为中心,中国文学生活也便呈涟漪状的波动和改变.
从物质技术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贴切地体会汪康年放弃《巴黎茶花女遗事》已经刻好的雕版不用,坚持要重排铅印的用意.在《铅石印刷术和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一文中,作者细细算了这笔对照账：
一部三万字的图书,若石印出版两百本,不计底本抄写费及装订费,需洋三十七元五角,每万字的单册成本约为洋0.0625元；而木刻本的费用,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75元,若加上“刷印及纸料”价,则还要更高等一部四万字的图书,铅印出版五百部,需洋二十五元,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125元.
这是成本比较,反映到最终售价上,差距只会更大.以《野叟曝言》为例,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毗陵汇珍楼出版木活字印本,每部二十册,白纸本售价七元五角,竹纸者售价六元.次年,瀛海词人出版铅印本,每部十册,售价仅一元.申报馆一八八三年也推出铅印本,每部二十册,售价同样是一元.后续翻印者“开本、纸墨及抄写校对诸人,均较前粗劣,其售价亦随之继续降低,平均每册不到一角”,甚至为了商业竞争,将价格拉低至每册不足四分.
同样基于这一商业逻辑,本书作者推论清代后期侠义公案小说“北书南续”现象何以出现：虽然上海出版界仍然尊奉北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权威,强调这些小说来源都是“都门抄本”,“从京都购得”,但如果依靠北京地区的木刻或木活字印刷技术,很难想象,《彭公案》小说能有三十六续之多,而《评演济公传》能达到创纪录的四十续一千六百五十回！“可以说,近代上海地区先进的印刷出版文化,才是晚清时期通俗小说出现大规模续书的决定性力量；而所谓‘北书南续’现象,其背后蕴含着近代出版史的特殊格局和发展形态”.（109页）近代北京上海“双城记”,在晚清出版界同样上演着精彩故事.
小说在近代被视为社会革新的工具,并不止于提供娱乐功能.不管从启蒙使命,还是娱乐方面考虑,引进翻译小说、翻印旧通俗小说,甚至都无法满足层出不穷的小说杂志或副刊连载的需求.用当下的术语说,媒体不得不考虑从PGC（专家产生内容）的传统模式转向UGC（用户产生内容）.由此“小说征文活动”应运而生.
中国文学生活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物质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文学生活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中国文学生活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文学与生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