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贵州辛亥革命的再认识》：关于免费辛亥革命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辛亥革命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内容提要：从贵州辛亥革命前贵州省情：“新政”之于贵州社会的影响,乡绅、绅商、立宪派的作用的重新认识等方面切入,说明贵州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社会共识的形成,几种主要社会势力合力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贵州 辛亥革命 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3-1-5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也是贵州地方经济社会近代化的重要转折点,直至100年后的今天,贵州各族人民仍旧强烈感受其影响并循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然而,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贵州现代化的历史艰难曲折,而究其致因之一,就在于对包括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在内的省情认识尚有不足,甚至误读,从而不能从贵州实际（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找到改变贵州贫困落后问题的着力点和正确发展的路径.
因此,本文拟吸收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视角、新观点,重新认识贵州辛亥革命,并拟对此前有关研究中滞于模式化、教条化认识的方法、观点有所突破,从而向一度有些显得停顿的研究局面中注入一点陋见,期望能激起一点涟漪.
一、必须从贵州省情认识贵州辛亥革命,要看到客观社会状况的作用大于时人的主观活动
1911年爆发的贵州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与其当有不少共性.然而,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性的近代中国,尤要关注其独特性,唯有从对众多的地方特殊性的解析中,才能使辛亥革命研究有所深入和突破.
首先,从贵州省情,尤其是晚清贵州省情出发,对贵州辛亥革命产生的重要条件,即贵州地方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的评价不宜过高.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贵州地方经济社会一直落后.明清以来,虽经历了建省、“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但直到辛亥革命前,贵州社会仍然远远落在全国许多省区的后面,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并不充分,在省内许多地区,尤其是交通闭塞的穷乡僻壤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封建农奴制、领土制仍顽固地残存下来.至于经济发展水平,战争以前,全省的农业、手工业都还处在传统封建模式之中,封建地主经济取代封建领主经济的过程仍在艰难而缓慢地进行着.至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洋纱、洋布大量输入以后,才在黔北、黔中、黔西南少数地区开始发生,致使家庭纺织业出现纺纱业与织布业分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直到辛亥革命前,亦未发展为全省性的现象.
至于清末贵州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很难视为贵州近代化进程的发端.光绪十六年（1890）在贵州创建的青溪铁厂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钢铁厂,但对于贵州地方而言,机器设备从国外、省外购入,工程师、技工多从国外、省外聘来,这种“植入”式的现代企业对当时贵州的地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更何况该厂生产仅一个半月即停产,所有进口设备或抵押欠债,或遗弃报废；主要经办人员或忧病而死,或被革职免官,贵州社会经济未曾受益半分,相反该厂的失败使省内实业界兴办发展近代企业的志气备受挫折,以致多年犹未复振.又据1911年清政府农商部统计,当时全省共办有“工厂”120家,工人数1578人,除文通书局等少数几个厂购进机器设备和使用机械动力外,多数“工厂”均为手工作坊或规模很小（平均每厂13.15人）、生产手段落后的小工厂.
至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也仅限于采矿（主要是汞矿、铅矿、云母矿、银矿、锑矿）和洋纱、洋布、贵州农副产品（主要是生漆、木材、桐油等）的经销,,其规模、影响也不如今人设想的那样发达.
显而易见,辛亥革命前的贵州,并未形成其所必需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条件,因此把贵州辛亥革命与上述社会条件相联系,实在有些勉强.
事实是,贵州辛亥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贵州地方社会亟欲变革的现状及反满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清末,封建经济剥削的不断加重致使贵州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和进一步落后于全国水平,长期存在的阶级、民族矛盾则日益尖锐化、公开化.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它们的政权为维护其越来越没落的统治,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变本加厉,日加苛重.战争后,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对外战争使清王朝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战败后更有巨额赔款.清王朝为摆脱由此而产生的财政支绌的危机,不断将这些沉重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民众.如各省分担庚子赔款 4.5亿两时,其时“赋税收入仅21万两”的贵州竟承担每年赔偿款20万两之数.为此,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贵州地方即对入黔川盐每引加价4两.至于田赋、厘税和各种名目的加派、征收、摊派以及劳役等常规或非常规的封建剥削均有增无减.还在光绪五年（1879）黔抚岑毓英即指出,当时贵州“秋粮市价,每石1两,折征2两,是加1倍也.又改银收钱,钱价换一千陆百文,折收三千二百文,又加1倍也.复加以粮房钱票、催办差费,又加1倍也.加上实米,除例征耗米外,有地盘、样米、尖斗、类收等项浮收,故上米一石,至二、三石不能完纳.至收条银、百姓纳银,到时则曰银水不足,多少刁难.或以钱折收,借称市钱市价,必加库平库色,任意勒索,以致每完条丁1两,加至2、3两不等”.①除了朝廷的加派、加收之外,地方官府和官吏还有各种各样的私征、加派.一些与官府衙吏差役素有勾结的豪绅、土司等也乘机从中谋利,他们或包揽钱粮耗羡、中饱私囊；或诡寄田亩,将自己负担的田赋转嫁给其他农户.更多的地主则通过加租和放等手段来榨取农民的血汗,并加紧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
封建经济剥削不断加重的结果,是使贵州各族农民“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不少人家“田园卖尽,始而鬻卖屋宇,继而鬻卖男女”,“更有逃亡故绝者”.②
极度贫穷悲惨的生活状况,激化了阶级、民族矛盾,从1851年起,贵州地方开始有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发生,到咸同年间,则已形成“千里苗疆莫不响应”、各族农民起义烈火燃遍全省之势.到1858年,贵州各族农民起义队伍多达四五十支,既有汉族的“号军”,也有苗、布依、侗、水、彝、仡佬、回族的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中,清政府一度只能保守贵阳等几座孤城,和为数不多孤岛般的地主庄园.1861~1870年间,咸同起义尚未完全镇压下去,贵阳、开阳、遵义等地又发生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四川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桐梓、仁怀、遵义、大定等地也有义和团的活动并不时发生“斗争”.1902~1904年间,广西会党起义军几度攻入黔西南、黔南并得到当地苗、侗、布依等族民众的响应.为反对地方当局借行“新政”而增加捐税等扰民之举,贵州各地民众曾采用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的手段,其中,1905年爆发的黔南各族民众的抗捐斗争波及都匀、贵定、独山、都江、定番、麻哈等地,持续至1907年；而安顺扁担山民众不满以“禁烟、铲烟”为名滥杀无辜、“实则劫盗”而奋起反抗,聚众“号称数万”,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以至于“安顺全境摇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③,他们的斗争一直坚持到辛亥革命爆发时.
在当时,痛感生计不易、社会不安定者不仅是广大农民、下层民众,就连中小地主,其生活状况也急剧恶化,不少人大有今不如昔之感.如清末贵州著名学者郑珍,早年家境清贫,经常是“有蔬苦无盐,有水复无米”④,而他的乡邻也是“十室九家贫”⑤,但仍怀有只要勤耕苦读,不仅有发迹变泰的希望和前途,还有尚能保持虽则清贫却有安全的现实状况.然而到他晚年时,贫穷益甚,安定已无,触目所见“壁破篱笆崩”！“园中尽菜根,室内无瓶罂”,充耳所闻：“空房夜淅淅,肃然鬼挑灯”⑥,“处处人相食,朝朝耳骇闻”⑦,“两家共一锄,数家共一犍”⑧,其生活、生产状态已到了无以复加的艰难,由此,支撑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信念、理想已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就象郑珍诗中表露的那样“家事愁来愁国事,寒窗无寐到天明.”⑨现实处境促使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去思考社会问题,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当时的政治统治状况.
辛亥革命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贵州辛亥革命的再认识为关于辛亥革命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辛亥革命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